我叫冯健，1945年秋随部队入关，我们是第一批挺进东北的八路军。
在我军接管通化城半年以后，也就是1946年大年初二那天晚上，国民党地下组织伙同残余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一场武装暴乱。暴乱被我军平息以后，郝班长带领我们去清除日伪军尸首。那天有零下四十多度，通化城的百姓用“嘎嘎冷”来形容这样的天气。我是南方人，之所以能经受得起那样的冰天雪地，完全是因为当时年轻力壮。
日本人的尸首铺天盖地。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整整十四年的压迫和奴役，让老百姓恨透了这伙禽兽不如的侵略者。他们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到这些负隅顽抗的暴乱分子身上，加之他们生活本来就很贫困，所以一千多具尸首上的衣物基本被剥得精光——手表、钢笔、戒指，凡是值钱的东西统统被“洗劫一空”，甚至连嘴巴里的金牙都被薅了出来。
郝班长带领我们赶到的时候，裸尸已经被成群结队的野狗咬得不成样子，像被切开的红萝卜，嘎嘎冷的酷寒中，在尸首上是见不到血的。那么，这千余具尸首如何处理？
拉到荒山野外埋掉肯定不切实际，寒冬腊月冻土层达一米以下，工作量太大；火化更是行不通，当时老百姓连冬天取暖的燃料都无法保证，又怎么能浪费在这些死人身上；最后上级不得已做了一个决定：水葬。
水葬日本人尸首这件事在通化城不是秘密，当时生活在那里的百姓都知道这件事。组织上不妨去问问他们。
由于当时人手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发动当地的百姓们帮忙，把尸首装进牛车马车，割开江面厚厚的冰层投到冰窟窿里。
说起来似乎挺简单，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足足干了一天。特别是砸冰层的工作，酷寒使得冰面隆起了连绵起伏的冰包，人站在上面双脚不但要吃住劲，手上的尖镐也得抡圆了刨才行，不然根本刨不动。我们班的小赵年龄比我小，他没什么经验，还没活动好身子就去抡尖镐，结果没刨两下胳膊就给弄脱臼了。幸亏郝班长曾经干过几天救护兵，按摩了一会儿才给他复位。
就在水葬工作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桩怪事。
当时我和小赵正准备把最后一车尸首塞进冰窟窿，赶车的吴老蔫也帮着我们忙活。整整一天没吃什么东西，就连郝班长这样的东北大汉都有些疲沓，更别说我和小赵了。吴老蔫把一具尸首扔进冰窟窿，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分给我们每人一支。我一看烟卷就知道是日本人的，于是便问他从尸首上弄了多少东西。吴老蔫憨厚地笑了笑说：“不少咧！还有三盒日本罐头。”
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我的脚下突然重重地晃了两晃；小赵下盘不稳猛地跌了个大跟头。接着，冰层之下传来了一阵“嘎啦啦”的摩擦声，像是金属之类的硬物贴在江面移动。小赵卧在冰面上一脸惊慌地看着郝班长，意思是在问郝班长这是怎么回事。郝班长起脚跺向冰面，几下过后刺耳的摩擦声居然消失了。郝班长把小赵拉起来：“估摸着是尸首太多堵住了。”他指着江桥下的一个冰窟窿说，“往那里塞吧。赶紧弄完咱们好回去吃饭，天快黑了。”
吴老蔫拉过马缰，对我们说：“八路军同志，你们先把烟抽完缓缓劲头，我把马车先赶到江桥下面，这样能省把力气。”
吴老蔫往江桥的方向赶着马车。起初那匹黑马还往前走，但是距离江桥下的冰窟窿十米左右的时候，它却在原地打起了转转，马蹄子磕得冰碴横飞，摇着头不停地嘶叫，任吴老蔫怎么抽打它都不肯再向前一步——黑马似乎非常恐惧江桥下的那个冰窟窿。
天色越来越暗，我和小赵赶紧扔了烟头过去帮忙。小赵拉着马缰，我在后面推着车，吴老蔫坐在日本人的尸首上挥动着马鞭，但是即便这样，黑马依旧不肯走动。我回身观察，这才看到黑马浑身不停地抖动，鼻孔里冒着白花花的粗气。我心里泛起了嘀咕，忙问吴老蔫：“这牲口是不是病了？”
“算啦算啦！就这么一旮瘩远，别折腾了。”郝班长把两具冻得像木头的尸首从车上拽下来，然后扯着它们走向江桥下的冰窟窿。
我们把整车的尸首搬到冰窟窿旁边之后，开始往江水里投掷。
那天实在是太冷了，溅起的水珠粘到裤腿上就挂冰花。小赵塞入一具尸首后正要回身的时候，不料“啪叽”一声跌在冰面上。他的小半个身子瞬间就滑入了冰窟窿里，而且还在不断地下坠。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小赵哇哇乱叫，两根胳膊冲着我拼命地挥动着。我连忙扑倒在地拉住了他。我本想拉他上来，扯了几把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些异想天开——冰窟窿里似乎有种强大的吸力，连我都在跟着小赵一起往里滑。
郝班长毕竟经验丰富，他抄起吴老蔫手里的马鞭麻利地绑在小赵的腕子上，在吴老蔫的配合下，小赵的身子才一点点浮上水面。我能感觉出来，小赵的脚下有“东西”，不然就凭他的体重，根本不会连我都拉不住。随着小赵的身子慢慢地被拉上来，那个“东西”也浮出了江面——居然是一只惨白惨白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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