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在里沃夫城修理一所住宅时发现一具塞在室内暖炉寝床中已经腐烂了的人尸。侦察判明，这是一个姓科瓦斯尼亚克的妇女的尸体，她以前在这间屋里住过，并在1947年3月失踪。后来查明了凶手，她是曾同死者在一个房间住过的某柯索拉普。
显然，这段文字记述了一桩杀人案，而且从这些人名地名来看，案件很可能是发生在前苏联某地。果不其然，我通过搜索引擎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这段文字的出处，它们属于一本叫做《杀人案件的侦查》的书，作者是苏联检察院全苏犯罪对策科学研究所，中国方面翻译出版于1958年，仅供内部使用；而上述那段文字，正是出自该书第9页。
就算是故意掩人耳目，可为什么偏偏要将一个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杀人案穿插在笔记中间，而不是随便别的什么？这个疑问让我彻夜难眠，我甚至发现，对于探究真相的渴望已然远远超过了那狠捞一笔的热情，这确是让我始料不及的。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那本笔记如约前往，女人给我留下的那个地址很好找，但是在那座饱经沧桑的四合院内，我并没有见到她，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白发老人。老人身子健康，说起话来带着一股爽朗的劲儿，他告诉我，给我打电话的女人是他的女儿，而他，正是这些笔记的主人。
“这些东西都是文革时散出去的，能找回来实在不容易！”老人接过我手中的笔记，递过来一沓崭新的票子，“小伙子，拿好喽，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我伸出手来接过这些钱，象征性地数了数，将要揣进裤兜儿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重新上手又仔仔细细数了一遍，这才发现多出来十张票子。
“老爷子，您这是在考我。”
“你应得的！答应我，要是你看过那些笔记，最好把它们给忘喽！”
老人这句话里明显带着一份坚硬，我恍然明白过来这多出的十张票子是怎么回事了。
“老爷子，实不相瞒，东西我是真看过了，而且还看出点儿道道来！但这十张票子您费心了，咱们做生意讲究诚信，不该我拿的我一概分文不取！”
天知道我是怎么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就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又犯神经了，一边还刚正不阿地将十张票子拍在了那张红木茶几上。
不想老爷子听完我这番话却哈哈大笑起来，似乎我这副举动正中其下怀。
“既然你看了笔记，那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我？”
“……有！当然……有！我想知道，一个从事食品研究的人，为什么会在笔记中频繁地插入一段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杀人案件？还有，那些被您老隐藏的事情到底……”
老人叫我坐下，避而不答我提出的问题，反倒问了我许多关于鬼市的见闻，小子我一时满嘴跑火车，噼嚓啪嚓将我这些年的倒卖生涯来了个全方位回顾，直听得老人拍手叫绝、乐不可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便留我吃了午饭。
“其实我之所以用那个案件遮盖本来的事实，是因为那些事情绝不应该被世人知晓！这就像我服务的机构，它对你们来说是不存在的，而我这个人却存在。”老人一边为我满上据称是他珍藏多年的烈酒，一边掷地有声地说道。
“所以说，那个什么食品研究的职业根本就是扯淡，您老只不过是借此来掩饰身份而已？”
“差不多。”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也不可能听过的地方。”
“究竟是什么地方？”我刨根问底。
“这个地方始建于新中国初期，是国家保密系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叫作特殊案件处理组。不过……”老人稍微停顿了片刻才继续说道，“我们这些内部成员，却更愿意称呼它为——死间。”
我禁不住啊了一声：“死间？好怪异的名字！干吗叫这样一个名字？”
老人向我解释：“其实，这个部门之所以称作‘死间’，是因为它除去与当时大规模的肃特反特斗争有关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源于存放在其中的那些光怪陆离以及无法解释的调查笔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永久封禁！”
——永久封禁？简直是笑话！网络时代还哪有什么秘密可言！我开始怀疑老人是在故意耸人听闻了，而他对我流露出的不屑似乎并不在意，仍然继续着这个话题。
“小伙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死间’之中，凡是你所能见到的，将绝对是你无法想象到的。你如果不信的话，我也不妨罗列出部分例子做为佐证，比如说吧，庐山深潭铁冠人调查笔录，川边双尾青牛调查笔录，大兴安岭六十四根悬浮断臂调查笔录，太湖天梯之谜调查笔录，腾冲变异死胎调查笔录，以及辽东纸人割头颅事件调查笔录……这些，如果你能在网络上找到它们的一丁点儿线索，那么，无论你有任何要求，我都会无条件地满足你。”
我听着老人列举着一票又一票早已让人浮想联翩的佐证，言语之间却丝毫没有现下编造的痕迹，先前的冒失突然之间堵住了我的喉咙，我不知该如何作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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