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2年，我首次以署名理查德·桑德斯的方式发表了我编写的一部历书。后来我又连续编写了大约25年之久，现在人们称之为《穷理查德历书》。我设法把它编得既有趣味又很实用，因此它风行一时，每年销售量达到万册，使我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此书在普通人民中间拥有众多的读者，省内的各个地区几乎都能够见到，他们除了这本书以外很少再买其他的图书了，我由此断定它是教诲民众的合适工具。我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每页之间的空白处，这些箴言的主要内容是教人把勤俭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由此培养一种美德。因为对于一个穷困的人而言，要求他经久不变地诚实廉洁是很困难的，这正如一句成语所说：“空袋子很难站得笔直。”
这些箴语格言包含着来自不同时代许多民族的智慧，我把它们搜集在一起，以一位智慧老人在商品拍卖市场上向人们所发表演说的形式，编写成一篇前后连贯的演讲词，以此把分散的忠告集中起来，让它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我把它放在1758年历书的卷首。
这篇作品受到人们普遍的称赞，而且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在法国它出了两种译本。尤其是在英国，这些格言被印成横幅，供室内张贴。传教士和地主们大量订购，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友和佃农。因为我的格言汇编劝阻人们不要无谓地花费大量的钱财去进口奢侈品。由此在数年之后，人们看到在宾夕法尼亚积累起来的财富日趋增多，因此有人认为本书也对此产生了一份影响。
同样，我把我的报纸看作是另一种教诲民众的方式。因此我经常从《旁观者》杂志和其他作者那儿摘选一些道德箴言刊登在我所办的报纸上。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自己的短文，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1735年初的报上找到。
在编辑报纸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对任何人谤诽和辱骂。正是这样的东西在近年来成为国家莫大的耻辱。有人怂恿我刊登这一类东西，还有的作者替自己辩解说这是出版自由。他们希望报纸能够像公共马车一样，任何人只要付车费，就有在上面占一个位置的权利。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这样答复他们：如果他同意，我完全可以另行刊印，并且按照他的要求印多少都可以，不过必须由他自己发行。这样我就没有散布诽谤的责任。因我已跟我的订户有约在先，刊载的文章必须是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我就不能在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假如我这样做，对他们显然是不公道的。
离开波士顿10年之后，手头也宽裕了，我作了一次探亲旅行，过去我是花不起这笔钱的。在回家的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望哥哥，他这时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我们俩尽释前嫌，相见十分亲热。他的健康已每况愈下，担心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所以，请求我一旦他去世，能够将他一个刚满10岁的儿子带回家去抚养，将来长大也从事印刷行业。我很快就履行了对兄长的承诺，先送他到学校读了几年书，然后又带他回印刷所学习手艺。家业由他的母亲继续操持，直至他长大成人。此时我送给他一套新铅字，因为他父亲留下的铅字已经磨损坏了。我提早离开哥哥而使他所受的损失，如今做了充分补偿。
我们的讲读会活动给成员带来了一定的有益作用。因此就有几位先生想介绍他们的朋友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12人的限额。从创立这个组织起，我们就规定要坚决保守秘密。我们每个人都自觉遵守这条规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那些不甚适当的人士申请入会，其中有些人可能会使我们觉得难以拒绝。我是反对放宽限额的人之一。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每个成员应该设法另外组织一个“分会”，可以拟订与我们相同的讨论规则，同时探讨关心的问题，但是不得向该团体成员泄露自己与讲读会的关系。
我提出这个办法的优点是，可以利用我们的体系带动更多的青年公民加入到道德修养的行列中来，我们也能够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意见，因为我们的社员可以就讲读会所研究的题目在分会中进行讨论，然后把分会讨论的情况反馈回来。同时，增加交朋友的范围，还能够增进生意上的具体利益，提高我们在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如果我们的观点经过这些分会的传播，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我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开始组建自己的俱乐部。有五六个人取得了成功，这些新组建的俱乐部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其中有“联合会”、“葡萄藤”、“旗帜”等。它们不但对社员有益，而且带给我们不少的乐趣、信心和教益，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来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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