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两类人
柏拉图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性情开朗的人，一类是个性阴郁的人。他指出，不同的人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显出不同程度的感受性，有人感到失望的事，另外的人会一笑置之。一般而言，对于痛苦的印象具有的感受性越为强烈，他对于快乐的感受性就相对低弱。反之亦然。对于一件可能转好或转坏的事情，如果这事变得不利，个性阴郁的人会懊恼或悲伤，如果变得有利，也不会高兴；另一方面，性情开朗的人对于不利的问题，既不会忧虑也不会不安，如果转为有利，就会大喜。事情十有九件成功，前者不会高兴，反而为一事未成而烦心；后者如有一事成功，就能找到慰藉，保持开心。
天才都是忧郁的
尽管健康对于心情愉快帮助极大，而后者是构成我们幸福所必须的，但是心情愉快并不完全依赖健康，因为有人可能身体百分之百健康，而仍然性情忧郁，每日愁思不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出于天性和体质，尤其是我们的敏感性跟体力和精力的一般关系。异常的敏感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绪，一种过分的抑郁，而不时暴发为不可压抑的意气洋洋。天才就是神经作用或敏感性过分的人。亚里斯多德说得非常对：“哲学家、政治家、诗人或艺术界杰出的人，看来都性情忧郁。”西塞罗常常这么说：“亚里斯多德说，天才都是忧郁的。”
独立和闲暇
获得上天和命运所赋予智慧的人，将会热切而小心地维持开放内在的快乐泉源。要做到这些，独立和闲暇是需要的。要获得独立和闲暇，他会自愿节制欲望，珍藏他的资源。因为他不像别人，他的快乐不只限于外在的世界，这就使他更加克制和谨慎。因此，他不会为了期望官位、金钱或是他人的好处和赞许，而出卖自己以迎合低级意欲和粗俗品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遵从贺拉斯在信中给米西纳斯（Maecenas）的劝告：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职、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
大部分的人闲暇能产生什么呢？除了正在寻欢作乐，或是做傻事之时，只是感到厌烦和无趣。这些闲暇的价值太少，这可以从大家如何打发闲暇看出，一如亚里奥斯图（Ariosto）所说，愚蠢的人空闲时刻是多么可悲啊！一般人只想如何“消磨”时间，有点才智的人是尽量如何“利用”时间。
才智有限的人易感烦闷，是因为他们的才智只是意志的动力的工具。当没有特别的事情需要让意志发生作用的时候，意志就休息，有些人才智随之放假。他们的才智跟意志一样，需要外因来发动，其结果就是人的各种能力的可怕的停滞——烦闷。为了对付这种可悲的感觉，人们争相从事仅可欢娱一时的琐事，希望这样可以让意志作用，从而得以运用智能，因为完成意志的动机是智能。跟自然的真正动机相比，这些动机只是纸币和银币的关系，因为前者的价值是随意定的——纸牌和麻将牌等，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发明的。一个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可能玩弄手指，敲打任何东西，甚至拿着一支雪茄烟也好，以代替运用大脑。
不受打扰的闲暇，并不是大家都能拥有的，它跟人的天命是根本相抵触的，因为一般人的命运是为个人糊口和家庭生计而终其一生。它是贫困、需要奋斗、并非才智驰骋的天之骄子。一般人对不受打扰的闲暇，不多久就会感到烦闷，要是没有设想的或必然的目标，例如各种游戏、消遣和嗜好，把闲暇占据，闲暇立即变成负累。因为这样，闲暇是极有可能充满危险的，所谓“人无事可做时，很难保持安静”。
在另一方面，超越普通人的那份智慧不但不自然，而且是反常的。但如果它的确存在，而且具有那份智慧的人能够获得快乐，那人需要的就是别人发现是负担或是危险的“不受打扰的闲暇”。没有闲暇，好比飞马神被牢牢地捆绑着全副辔头，他是不会快乐的。如果不受打扰的闲暇和大才智这两种不寻常的外在和内在条件都碰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将是极大的幸事。如果命运如此有利，人就能过着高层的生活，不为人生的两大相对的苦源（痛苦和烦闷）所侵扰，一方面不必为自下而上作痛苦的挣扎，一方面又有能力承受闲暇。人们要逃避这两重不幸，唯有让它们彼此抵消。
内心的幸福
我们从外在世界所能获得的东西很有限。外在世界充满悲哀和痛苦，我们要是离开，那些烦闷又在各处等待我们。不仅如此，邪恶一般都占尽上风，愚蠢的叫闹声最为洪亮。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可怜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内在丰富的人好比圣诞节之时的一间明亮、温暖、充满快乐的屋子，而外边是结冻下雪的隆冬夜晚。毫无疑问，世上最快乐的命运是个性丰盈的珍贵禀赋，而更为特别的是具有可羡的才智。这是最幸福的命运，虽然可能不是最光辉璀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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