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发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教授，他是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在省内外同行里有很高的知名度。看年纪他快六十岁了，头发花白，前面的脑门上光秃秃的，几乎是寸草不生，真是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他说：“尊敬的王书记，各位领导，我明年就到退休年龄了，在教育界干了一辈子，虽然曾经出版了几本专著，做了不少课题，还获得了国务院的特殊津贴，但是扪心自问，我感觉非常惭愧。为什么？因为我自认为，从事教育这三十多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非常杰出的贡献，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应景之作，为了评职称、拿课题、做项目，说白了，还是为了名和利。这样的学术，实质是无用的，是浪费生命。我就想了，抗战时期，我们这里是大后方，曾经聚集了许多文化名人，像郭沫若、闻一多等人，都曾经在我们这里生活过。还有西南联大，我就想了，那个时候国家多困难啊，条件多艰苦啊，为什么那个时候西南联大可以为国家培养出那么多的杰出人才，而我们今天大学扩招，动不动一个学校就几万的学生，研究生几千人，博士生几百人。培养的有几个杰出人才？在国际上可以拿得出手的一年有一个吗？十年能够出一个吗？为什么再也培养不出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钱三强那样的科学家？鲁迅、老舍、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大师？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最大的弊病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僵化保守，固步自封，缺乏科学、民主的氛围，不鼓励学生标新立异，独持偏见，更没有所谓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生在这样的氛围里不敢想问题，不敢打破禁区。老师头上戴了不少无形的紧箍咒，大家都没有独立的学术空间，没有学术自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想培养出杰出人才，我看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教育体制目前的总病根。这个问题不解决，投入再多的钱都没有用，我们也培养不出世界一流人才。我的话完了。谢谢各位领导。”
老教授发言完毕，王一鸣带头鼓掌说：“讲得非常好！非常有水平。”
大家给予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她说：“各位领导，我是文学院一位年轻老师，目前的职称是讲师，我们年轻老师现在有几大困扰，第一，收入低。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博士毕业，今年三十岁，刚刚结婚一年，还没有要孩子。我目前的月收入只有两千八百多，许多年轻老师都是不到三千块钱，要供房子，养孩子，真的不容易。第二，评职称难。职称和论文挂钩，评副教授，就要求有两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现在发表论文太难了，都要钱，一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要几千块钱，不交钱，就不能发表。就是交了钱，还得排队。这样的论文除了评职称，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论文造假大国。我就不明白，这样的游戏规则，缺陷如此明显，国家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改一改！我们年轻老师，上课上得再好，没有用，评不上副教授；发表两篇造假的论文，就可以评上副教授了，你说这有多荒唐啊！长此以往，谁还会专心教学啊！好，我的发言完了，给各位领导出难题了。”
王一鸣看了看那位带着一副近视镜的女老师，冲她点了点头说：“很好，你说的很实在，我们的职称评定制度是有很大问题。不鼓励专心教书的，偏偏鼓励学术造假的，是该好好改一改了。”
其他同志的发言就平淡无奇了，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座谈会十一点准时结束。王一鸣和众领导上车去了桂江理工大学，参观了校园的景观，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走进学生食堂，和大学生一起到窗口打饭吃。
按照安排，学校找了几个表现优秀的同学坐在王一鸣旁边，边吃饭，边聊天。
王一鸣问他们，家是哪里的，在这里上学用不用贷款，学的什么专业，大学毕业后想干什么。
几个学生都进行了一一回答。
王一鸣看他们都是一副十分老练的样子，估计都是学生干部，平常里在学校抛头露面惯了。倒是在周围的一些学生，怯生生地吃饭，偶尔往王一鸣身上瞟一眼。王一鸣看他们的打扮和气质，就知道他们是出身农村的孩子，这些孩子穿的明显不如城市家庭的孩子，没办法，现在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有些大山里的孩子刚到城市里，一切都是陌生的，看着城里孩子的生活条件，心里会产生自卑感。
中午十二点半，王一鸣一行离开桂江理工大学，到酒店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在警车开道下，车队离开桂江市区，上了高速公路向省城江城市开去。
前前后后，王一鸣已经离开省委大院四五天了，也该回巢了。家里一大堆的事情等着他处理呢！
第二天一上班，王一鸣就把省委组织部长秦大龙和省委副书记何杰叫到自己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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