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
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绌，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
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
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亏，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实，“已经出奏”这句话，根本是瞎说。
就凭这句谎言，黄宗汉便得对椿寿之死负起全部责任。因而他必须多方设法掩饰遮盖，不使真相上闻，一面活动万青藜等人，帮着他瞒谎，一面遣派亲信，携带巨资，到京师活动。当然，像军机大臣彭蕴章那里，是不必也不能行贿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托关顾照应。
不过这样一件案子，也不是轻易压得下去的。椿寿是“上三旗”的旗人，亲戚之中，颇有贵官，认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头为他讲话，这样军机处要帮黄宗汉的忙，就不能不费一番手脚，来遮人耳目。照一向的惯例，类似这种情况，一定简派大员密查。既称密查，自然不能让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员出京，无论如何是件瞒不住的事，于是便有许多掩护其行踪及任务的方法。一种是声东击西，譬如明发上谕，“着派某某人驰往江苏查案”，这人便是“钦差”的身份，所经之处，接待的礼节极其隆重。这样一路南下，到了济南，忽然不走了，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咨会山东巡抚，开出一张名单，请即传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查案的工作。再有一种是暗渡陈仓，乘某某大员外放到任的机会，密谕赴某处查案。这道密谕照例不发“邸抄”，被查的省份毫无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访总督或巡抚，出示密谕，于是一夕之间，可以掀起大狱。查黄宗汉逼死椿寿一案，就是用的这一种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黄宗汉出了毛病的痕迹，这当然又是军机处帮他的忙。
这位钦差名叫何桂清，是黄宗汉的同年。在他们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纪较轻，仪表清俊，吐属渊雅，人缘极好。这年秋天，由户部侍郎外放江苏学政，在京里饯行送别的应酬甚多，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启程。就在这段摒挡行囊，准备到任的期间，出了椿寿这件案子，彭蕴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结果，奏请密派何桂清于赴江苏学政途中，顺道查办。“上头”只对椿寿的死因怀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黄宗汉干的好事，自然不会以何桂清与黄是同年为嫌，便准了军机处的建议。这个消息，很快、很秘密地传到了杭州，黄宗汉等于服下一粒定心丸。何桂清以钦命在身，不敢耽搁，也就在岁暮之际，出京南下。
注释
[1]沙船：中国古代近海船，因其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航行，故名沙船。
[2]海底：江湖帮派的帮内资料。
[3]戈什哈：满语。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武弁），简称“戈什”，总督、巡抚、将军、都统、提督、总兵等官属下均设有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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