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名气一大，流言便会满天飞，若稍有不慎，必将惹下大祸。在名利场中，要防止盛极而衰的奇灾大祸，必须牢记“持盈履满，君子竞竞”的教诫。“欹器以满覆，扑满以空全”，这是世人常用的一句自警语。欹器是古人装水的一种巧器，呈漏斗状，水装了一半它很稳当，但装满了，它就会倾倒。扑满是盛钱的陶罐，它只有空空如也，才能避免为取其钱而被打破的命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居官要时时自惕!时时处处谨慎，切勿不留余地。越是处权势之中，享富贵之极，越是要不显赫赫奕奕的气派，收敛锋芒，以保退路。在官场热闹处要能著一双冷眼，避免无形中的杀机。
秦朝的李斯。他的祖先是楚国上蔡人。他后来归顺秦始皇，被当作客卿。开始当廷尉，后来作了宰相。他上书要烧书，在一起讨论《诗经》、《尚书》的都要杀头。于是他把儒生活埋，焚烧经书、术数书籍。李斯曾和宦官赵高造伪诏而杀了公子扶苏。后来他与赵高发生了矛盾。赵高对二世挑拨说：“李斯大儿子李由是三川守卫，同盗贼陈胜私通，而且丞相身居在你之外，权力却比你还大。”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李斯关进牢房，用完五刑，在咸阳把他腰斩了。李斯临刑的时候，回过头对二儿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块出去，到上蔡东门去追野兔，怎么能够做到呢?”于是父子相对痛哭，他被灭了三族。所以胡曾诗说：“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染血衣。”
张居正，明隆庆元年人阁，后为首辅(宰相)。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当时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危机严重。他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并进行一些改革。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并为一，按亩征银，封建政府的财政情况有所改善。但他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生活腐化堕落，喜爱声色犬马，家中财物珍玩无数，还和妃子勾搭成奸，名声很糟。终于以“夺情”(即他贪婪权势而怕为父奔丧时权力被人剥夺，终于没有奔丧)为清议所不容，等万历皇帝长大后；就没收了他的财产，还扒了他的坟墓，为他所排挤的人逐渐恢复了位置。
明代魏大中在42岁上才走完了科举道路的最后一步，进士及第并被授予宫职，当时是万历四十四年，朝廷一片乌烟瘴气。他官阶八品，在朝廷中尚无发言的地位，却对人对事都看不惯，看不惯还爱说，结果到处遭人白眼。他到哪里，哪里的官员便失却捞到好处的机会，而他自己却一点儿好处也不要，甚至不与人交往，这在官官相护的时代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他结交的几个人都是东林党人，与当时权势显赫的魏忠贤为敌。结果，他上疏弹劾温体仁、魏忠贤奸党，反遭诬陷时，天启皇帝因为知道他过分廉洁而放过了他，但他终于还是被抓在狱中，被折磨至死。
海瑞，以正直廉洁而著名，到处主持公道，侵害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克扣下属，连纸张都不许多领多用，甚至要求必须写满——不能浪费，结果，一生被人排挤，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他仗着一身正气，谁都不放在眼里。结果是既无能力扭转世俗，也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最终还被罢了官，遭贬谪。
如果这些人收敛一下，低调一些，学会保护自己，一边为天下黎民着想，为社稷着想，一边实施自我保护，哪里还有这么多悲剧发生呢?实际上，两者完全可以兼顾，并不一定非要顾此失彼。历史上事业成功而且下场很好的人多得是，他们或者归隐，或者仍身居高位，这不是取得了双份的成功吗?事业成功而个人生活失败，怎么能算完全的成功呢?’怎么能是大智大慧的人所为呢?
所以，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都应该低调一些。有了才华固然很好，但在合适的时机运用才华而不被或少被人忌，避负功高盖主，才算是更大的才华，这种才华对国对家对人对己才有真正的用处啊!这方面，荀攸是一个绝好的榜样。
曹操是个难侍候的主儿。他有过人的才华，下手。快，出手狠，疑忌心重，气量极狭，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做为信条。他杀了在危难中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九口人，杀了能摸透他心思、锋芒外露的谋士杨修。可是他手下有一位谋士荀攸，却与他相处融洽，前后为曹操谋划十二奇策。曹操玩弄权术，想让手下的人怕他，荀攸未必不知道，但他不露声色。而杨修，总是想表现自己的聪明，说破曹操的目的，终为曹操所不容。荀攸对曹操执礼甚恭，让曹操感到自己的重要和特殊，平时对一些小事，总是装聋作哑，顺水推舟，想来“丞相英明”之类的话是不会少说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博得曹操的信任和欣赏，每到关键时刻，他的计划就总能为曹操所接受，从而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又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把人臣的艺术发挥到极致，所以曹操说他“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其智可及，其愚(其实是大智)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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