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啸在报纸上看到过国家在住房这方面的政策，非常有意思。
在市场经济到来之前，国人对“买房”并没有任何概念。人们住的房子绝大多数是“公房”，要么属于房管部门直接管理，要么属于所在的单位。
住公房的家庭，不必担心“住不住得起”的问题，但时间久了，因为上班、上学的原因也有一些不能解决的矛盾。
比如，你可能在城东上班，单位分了一套两居室却在西城，如果搬家住房就宽裕了，但却舍不得孩子离开重点学校。
另外家里有病号的想住在医院附近，要做小买卖的想住繁华、临街的房；夫妻离婚了，房子一人一间，总不能一直同住一个单元楼里……。
凡此种种，人们就自发想出了互惠互利的法子——交换房子，以解决住房的窘境。
报纸上写过关于首都换房的一些文章。
最早，首都天城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马路边的电线杆上，“换房启事”比比皆是。
但到处张贴换房资料，不仅影响市容，还对交通和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影响。
市容监察部门明令禁止，但人们的“换房启事”依旧满天飞。
在迫切的换房需求下，从六十年代开始，天城五个区的房地局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换房机构——换房站。
换房站负责居民在本区范围内和跨区的换房业务，属于无偿服务。
由于都是“公房”，不涉及房子的产权变更问题，办理手续很简单。
只要双方互看住房后同意，到市区换房部门办理个换房协议书，然后持换房协议书到双方的房管单位变更一下房屋承租人就可以了。
如此一来，换房的人越来越多，“换房大会”也应运而生，相当于二十多年后的“房交会”。
此后十年，“换房大会”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的一个固定项目，一共举办了十一届。
换房大会从一开始单一的“换房”，后来扩展到房地产政策咨询、房屋修缮质量鉴定、铺面开发等项目，广受市民欢迎。
两家换房容易，但随着换房的人越来越多，常常会出现：甲看上了乙的房，乙看上丙的房，丙又看上了戊的房。
这种情况，需要大家都转着圈儿换才行，而且中间稍有故障，就会前功尽弃。在交通和电话都不便利的年代，多个家庭之间换房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在没有大数据的时代，这种困难是无解的，只能依靠工作人员不辞辛苦。
由此就出现了“换房劳模”，比如报纸上曾经报道过首都天城一名叫做李国英“换房劳模”。
李国英利用业余时间，对换房户的地区分布、房屋状况、生活设施、交通情况等不断考察，风里来雨里去，不少折腾。
他曾在3个城区的5个房管所，找了十几个房管员，挨个到13家看房协商，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最终实现了“13户联换”。
上级规定，每位专职换房员每年的换房定额为120户，而李国英平均每年超额736户，完成7年的工作量。
说实话，刘啸看到这篇报道后觉得头皮发麻，一个普通人，一年之内无偿为居民换了七百多套房，要知道那是一个靠着步行工作的年代，充其量就只有一辆自行车，这叫什么责任心？
就在今年，首都还举行过一次换房大会：换房大会两天来已帮助304户签订了换房协议，其中解决上班路远的86户，解决住房困难的96户，改变居住环境的87户，照顾老小病残的20户，解决邻里家庭不和的12户……………。
丰城没有所谓的换房大会，原因是因为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而且大家住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平房，换不换没什么用，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福利房的概念，其实就是单位分房，比如刘啸的爷爷去年就分了一套房。
但分房也要看什么单位，什么职务，重要的单位重要的职务自然要优先考虑。
刘啸的父母不过是普通机械厂的员工，即便刘向学是副厂长，勉强算是副科级吧，但企业没钱也没辙。
其实，又有几家企业能够靠产品赚到钱足够的收益呢？
刘啸爷爷所在的化工厂是大型国企，有两千多员工，这么多职工每月工资就得一两百万，再加上生产成本生活材料，一个月下来就得四五百万。
而企业一个月的产值才多少？满打满算只有二三百万而已，勉强能发出工资吧，不过国家会有大量的补助，靠着这些补助才能做到收支平衡。
在八十年代末期，很多企业都处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在南方，这样的企业就会实行承包制，改变管理方式还能拼命一搏。
而在北方，承包制还只是一个概念，没有人敢主动跨出这一步，但北方企业也有自己的方法，那就是搞多种经营。
所谓多种经营就是开办副业，比如刘啸吃的那袋烤鱼片是在轻工机械商店买到的，刘啸爷爷住的房子就是化工厂房产处建造。
这样的福利房还没有产权证，只能住不能买，当然，这个时代也没有买房的机构，那还得等四五年的时间。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国家逐渐开放商品房政策，房子开始面向市场，刘啸爷爷就是在那时花了一万五千块钱买下了单位分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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