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了？”他终于专心听了。
我有点说不出口，搞大了肚子而且失业了。二十几年以来，我总是在不停地告诉别人，得了小红花了，拿了一百分了，考了第一名了，得到奖学金了……“有点大有点复杂，见面说吧。”我回答。他叫我到他办公室找他，记得带吃的，他要鳕鱼三明治。
挂掉电话，我像是在跟谁赌气似的，妄图提着好几斤的东西步行过去。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么做实在是蠢的可以，完全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说到底我还是蛮疼我自己的，真的累出点什么事情来，还不是我自己倒霉？我放弃了徒步跋涉的念头，在酒店门口坐上一辆正在下客的出租车。一路上拿手机出来看了几次时间，我承认也不是全为了看时间，屏幕沉默着静止着，那个名字始终没有跳出来。车子开到Nick办公室楼下的时候，外面已经渐渐有了一点夜色。
Nick的办公室在那栋楼的第十八层，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只是View不太好罢了。我到的时候，他还在电脑上写东西，桌子上满是书和文件，西服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衬衣袖子卷到肘部。看见我来了，他站起来让我坐他的办公椅，像个小孩子似的告诉我，把椅子升到最高，可以看见对面那个五层楼高的大屏幕。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吃三明治，他跟另外两个律师合用女秘书送进来的咖啡，随手打他一下，抓乱他的头发。然后又接二连三的来了几个同事，借东西的，约了出去玩的。看得出来女同事都喜欢他。只不过，他再怎么跟女孩子打闹，再怎么随便，我也不会觉得什么。而Lyle，我从来没有有幸亲眼看到过他跟别的女人调情，但他哪怕一个一闪念的出轨，我们之间任何一点点不妥帖的感觉都会叫我心碎。
三明治吃完，我们拿了咖啡下到十七楼，那里是消防避难层，没有装修过，没有办公室里白亮亮的灯光，只有光秃秃的白墙和灰色水泥地面，一个很大的露台朝着夜空升出去。露台上风很大，有点冷，他把西服领子竖起来，系了条深灰色的围巾，那样子看起来有点好笑。我两只手捧着纸杯，直到把手焐热了，才告诉他，我怀孕了，失了业，刚刚还把戒指还了。
他沉默一会儿，问我：“你打算怎么办？”
“到妇科诊所约个时间，然后再找份工作。”我简单地回答。
他点点头，说：“都不是很大的问题，过去就好了。”
我也点头。
“不管你怎么决定的，我都支持你，我们是朋友。”他说的一本正经的，但过了一会儿，又问我，“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跟他结婚？”
我推了他一把，回答：“没想到你也会拉这样的皮条。”
他笑了笑，然后说：“你真的爱他你知道吗？傻瓜也看得出来。那次看到你们，你的手和眼睛都没有离开过他。”
“我是爱他，问题就在这里。”
“有什么问题？他可是个抢手货。”
“我害怕。”我回答，眼泪迎着风滑落下来。
他看看我说：“嘿，你怎么哭了，我最看不得这个了。”伸手帮我擦眼泪，没想到越擦越多，两个人都觉得又好笑又尴尬。我不想哭的，但就是忍不住，使劲做出一个笑容，结果却是更加痛快地哭起来。他给我一个拥抱，我也抱住他，靠在他的肩膀上，眼泪落在他那条深灰色的拉尔夫·劳伦围巾上，浸湿了的羊毛有点凉又有点扎人。
“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姑娘，你究竟在怕什么？”他笑着问我。
我不回答，直到哭痛快了，才终于说出了来：“我想要他，但是我怕得到了又会失去他，我真的害怕呀。”
Nick九点钟之前送我回家，然后还要回办公室加班。到了公寓楼下的总门外面，我打开包拿钥匙，里面塞满了水杯、像框和杂七杂八的文具，很久都找不到。我索性把包放到地上，蹲下来翻里面的东西。终于找到钥匙，打开门。我们道别，他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抓住我两边肩膀，把我整个人前后晃了晃，就转身走了。
五天之后，我向纽约市民事法庭提交了要求在进入诉答程序之前撤销案件的动议。实际上，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Lyle提出的民事诉讼请求可以说是违宪的，妇女在怀孕二十二周之前堕胎的权利已被列入人权了。但是在美国，法院通常不会自行审查起诉理由的充分性，对于原告起诉状中任何缺陷提出异议是被告的责任。结果就是，案件在进入诉答程序之前就结束了。整个审前会议的过程当中，我只见到了原告律师，Lyle自始至终都没出现。根据律师的解释，他因为一些私人事务不能来，由史密特和谢林顿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事情变得有些好笑，我不太明白他是怎么想的，难道以为我会自动戴上那个戒指，跑到他那里去？而且他似乎也不再关心诉讼的结果了，整件事好像只是为了让我失业，让他自己看起来很卑鄙。
更加讽刺的是，那个原告律师跟我是认识的。此人四十岁上下，长得特别端正，说话很快，咬字字正腔圆，看起来就前途无量的一个家伙。他很同情地向我解释：史密特和谢林顿从一八七零年开始就为Lyle的家族提供法律服务了，所以……我苦笑着打断他：“我明白的，一百三十五年的生意关系当然重要过一年半的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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