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棚屋顶部的一个洞里游了出来，人和酒瓶完好无损，他游到码头的软梯边，爬了上来，一声不吭地走了。
我们只能下楼去买些饮料。在小巷里，我们为扑克游戏中拖欠的钱，为了借了多少钱等事而争吵不休；最后，我与两个年轻的朋友在舞厅和俱乐部闲逛，我们有点困的时候，看见一栋漂亮的屋子，就走了进去，屋里有两个印第安妓女，我想你可以称她们“德索托”。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满足，海风拍打着旧窗户，威胁着所有温柔女性的温暖肉体，我们又去了另一栋房子，我说：“我们进去睡觉吧，看上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俱乐部。”我们走了进去，前面客厅似的房间里备有沙发和安乐椅，进去睡觉！早晨醒来，我吓坏了，我发现这是别人的家，丈夫、妻子和孩子正在客厅旁边的厨房里做早饭。丈夫正一边戴上他的矿工帽，拿起他的午餐桶和手套，一边说：“妈咪，五点回家，”孩子们说：“妈咪，去上学了，”妈妈在洗碗，他们甚至不知道客厅里有四个喝醉了酒的美国海员。我弄出了点小动静，那个老头出来查看并发现了我们。他说：“美国佬在这里睡觉？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门没锁，我们以为这里是俱乐部！”
“好吧，孩子们，继续睡吧，我要上班去了，你们离开时，声音轻一点。”
我们在那个爱国者家里又睡了两个小时后，悄悄离开了。
不需要早饭。
七
在闹市区就喝了点威士忌。我不停地咕哝。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我的船名字是什么；我只记得，在某一刻，我猜想在一个劳军联合组织俱乐部里我听见黛娜·肖尔在美国电台里唱歌，歌名叫《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心里感到一阵没精打采，思念昔日的纽约和那些金发女郎。可是不知在什么地方，我绊了一下，我只知道自己在某个小巷里，军事警察或海岸警察用左轮手枪对着我头顶朝天连续开枪，说：“站住，否则我们要开枪啦！”所以我让他们逮捕我，把我带到加拿大海军军营，关进一个房间，让我在那里等着，我因AWOL被捕。不过，我打了个盹之后，朝窗外看去，看见那些加拿大白痴们正戴着手套，拿着球棍和球，学着打棒球，我打开“兵营监狱”的窗户，跳了出去，抓起一只手套和棒球，教他们在投球时如何像样地挥动手臂，投出一个像样的快速弧线球。我甚至教了他们一些击球技巧。
太阳正在落山，古老的新斯科舍寒风刺骨，晚霞通红。他们很感兴趣。我很快意识到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从容悠闲地离开，回到市区再去喝酒。此时，我已经身无分文，所以我就向完全陌生的人讨酒喝。最后，我摇摇晃晃地回到码头，叫了一艘小艇，乘船羞怯地爬着软梯回到“多尔切斯特”号上。
舰艇纠察长或者不管你称他什么，瞪眼怒视着我说：“他是最后一批里的了，我想还有两个，随后我们就可以起航回纽约了。”果然，不到一个小时，“多尔切斯特”号上的最后两个未请假擅自离船的船员乘着小艇回来了，我们启程向南航行。
告诉你，我们已经获得了登岸假。
我有一张薄光泽纸，可证明这一点，上面写着：
（正式航海日志摘录。
多尔切斯特号。）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约翰·杜洛兹，厨师下手，按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因在外国港口AWOL，特扣处两天的工资。＄5.50
（本摘录抄送约翰·杜洛兹）
LBK/EGM
纠察长L·B·肯德里克。
八
我忘了提一下，我们在格陵兰那些小峡湾中的一个停泊的时候，有个爱斯基摩人乘着他的单人划子过来，他那张棕红色的大脸和一口棕黄色牙齿冲着我龇牙咧嘴，笑着高叫：“嘿，Karyak taka yak pa ta yak ka ta pa ta fat tay ya k！”我说：“什么？”他说：“好的。”他随后就开始拿起他的划桨，猛击他那艘牛皮海划子的右侧，来了个水下大转身，或者说大旋转，从左侧游出水面，浑身湿透，满脸堆笑，这是个了不起的小划子特技。我开始明白，他想跟我做交易。我的头正探出水手舱的舷窗。于是，我给他做了个“等一会儿”的手势，打开我的储物柜，我回到舷窗前，摇晃我那件霍勒斯·曼橄榄球队的二号紧身运动套衫，我说过我穿这件球衣曾多次持球触地得分。他点点头表示可以。我把球衣扔给他，他递给我一把鱼叉。这把鱼叉上有瑞典或荷兰的钢刀，还系着骨头关节、木头和皮带子。
我们就这样从新斯科舍出发，向南航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没有去波士顿。一天早晨，当我们醒来时，在迷雾中见到了久违的纽约港自由女神像！“给我送来你那些可怜的人”的确如此。轮船停泊了一段时间后，时光已值十月，纽约橄榄球和全美橄榄球的消息接踵而来，放屁大王费伊嘲笑我，因为我告诉他下周六我会参加与军队的比赛，我们继续往前航行，穿越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大桥和威廉斯堡大桥，岸上的人群高声欢呼，挥舞旗子，像欢迎英雄归来似的。你怎么能相信竟然会有这种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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