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火
1987年我九岁。11月的一个下午，他们来了。我知道他们迟早要来。先是叫声，接着是石子和泥块，最后才是红旗和栋梁。他们从房子的拐角处冲出来，身后是阳光投下的巨大阴影。红旗拍着口袋里哗哗碰撞的石子和泥块，眼睛向天上看。“你信不信？”他说。
我抱着头蹲在地上，来不及跑也来不及躲。
栋梁把石子和泥块装进衣兜里，两只手掌对搓，他因为砸了我有了一点羞愧。“信了吧，”他站到了一棵小杨树的后面，“毛小末都信了。”
我看看他，感到额头热辣辣地疼，摸了一下，两个包，一个破了，摸得我几根手指上都是清凉的血。我顺手抓了一把土敷在伤口上，站起来，旁边有几块半截的砖头。在我拿起砖头之前，他们跑了，然后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算你狠，”红旗喊着，“除非我看不到你，看到了就两个包。”
他们走远了，砖头从我手里掉下来。我也没想到我会抓起一块砖头，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和别人打架。风吹过来，我再次感到伤口热辣辣的凉，我又抓了把泥土来止血。
毛小末都信了。我很气愤，捂着脑袋去他家找他。我在外面喊了几声，院子里没有反应，我知道他在家，门都没锁。我又喊：“毛小末，你给我出来！”
毛小末就磨磨蹭蹭地出来了。他比我好一点，额头上只有一个包，只擦破了一点皮，涂了一大摊红汞。
“你信了？”
“我本来也不信的，”毛小末也捂着他的包，“红旗打了我，还说要不信还打。栋梁就让我信，我就信了。”
我盯着他不说话，越看他越像电影里的叛徒。我转身就要走，他让我等等，从屋里拿了一瓶红汞。“别动，”他捏着袖子把我伤口上的泥土擦掉，用缠了棉花的火柴杆蘸了红汞给我擦上，疼得我一哆嗦。“就信了吧，又不吃你的不喝你的。”擦完药水，毛小末乂说。
我还是没理他，带着一脑袋的红汞去了后河。我得把它们都洗掉，太招眼了，回家又得挨父亲打。他不许我在外面跟别人打架。
洗干净了，回家还是挨了一顿揍。父亲不相信我的伤口是走路摔的。“再打架，你就不要回来吃饭！”父亲一直都是这样惩罚我。那天晚上的确没让我上饭桌，母亲怎么劝都不行。父亲说，你看看，现在就两个包，再不治治他，以后额头上的包就盛不下了。我躺在床上摸着鼓起来的两个东西，想象盛不下的时候的样子。快睡着的时候，母亲把饭送过来了，她小心地摸着我的伤口，说：
“以后别跟他们玩儿了。”
“他们非要让我相信。”
“那你就信呗，又不会少块肉。红旗那孩子，没爹管教。”
“可是鬼火不是那样的。”
“是哪样的？”
我吃完了，把碗筷赌气似的往旁边一推，拉上被子盖住头。“反正不是那样的。”
我也不知道鬼火是哪样的。
那天下午放学，我和毛小末、红旗、栋梁四个人留下来打扫教室。实在是太脏了，打扫完了天也快黑了。如果不是回家都顺路，我和毛小末是不愿意和红旗一起走的。我觉得他这人坏，欺负女孩子不说，仗着个头儿大，没事就把我们中的一个人放倒在地上。看不出为什么，他就是想折腾你一下，听他的就可以安稳地站着了。就像栋梁，自从做了他的跟屁虫，眉毛一有时间就往上挑——是红旗的人了。红旗说，走。栋梁也说，走。红旗说，一起走吧。栋梁就对我和毛小末说：“我们一起回家。”
小学校在村庄南边的野地里。红旗家也在村庄南边的野地里，是另一块地，和学校相距一里半路。红旗他爸是个酒鬼，把房子都喝没了，只好在野地里盖了两间小屋，用树枝和芦苇围出一个院子，一家人跟我们全村人分开过。小屋盖好不到两个月，酒鬼就不见了。红旗他妈说，死了，给野狗吃了。当然不是真的，我们都知道酒鬼是跟一个患白化病的女人跑了，去了哪里不知道，都三年了也没回来。
大约在学校和红旗家中间的地方，再往南一点，是一片乱坟岗子，多少代的死人都埋在那里。那天傍晚我们看到了坟地里有个大火球在跑。又跑又跳。
毛小末说：“快看！”
那个在他食指尽头跳跃的火球就被我们看见了，又大又圆。说真话，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圆的火球，红彤彤的泛着金色。它跳着燃烧，飞跑着放出光来。问题是，它毫无疑问是在围着乱坟岗子转圈。秋天的傍晚是灰黑的，四野里模糊不清，只有火球在鲜艳地跳舞。它的节奏明晰，看起来弹性十足。它把乱坟岗子照得更加幽暗了。
“那是什么？”栋梁的眼和嘴都变大了。
“鬼火。”红旗说。
“鬼火？”我觉得心跳和脉搏逐渐跳出了火球的节奏。毛小末抓住了我的衣袖。我看见村庄里的人家点起了灯。“不可能。鬼火哪有这么大？”
“那该多大？”红旗瞟了我一眼，“你见过？”
“你见过？”我说。
“当然。”红旗用鼻子笑了两声，指着野地里的家门，“我见过的鬼火比你看过的星星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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