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诗人边塞就斗志昂扬地朗诵起了他的新作。我记不清那些像钢筋一样干硬火热的诗句了，大致意思就是他说的，人类不需要战争，让美国的战车从伊拉克的土地上滚出去。这首诗我是听明白了，尽管有的地方有点不对味，总体来说还不错，加上他的声音豪放而且煽情，效果很好。朗诵完了，他下台的时候全场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看到他转身的时候文化衫的后背上那条鲜红硕大的报纸的广告词。
那几天美国刚对伊拉克开战，传媒每天都向我们报告伊拉克人无辜死难的数字。边红旗的诗激起了大家的共鸣，他从台上下来，像英雄从伊拉克苦难的土地上归来。我都对他刮目相看了。
“怎么样，哥们儿？”他回到座位上，依然穿着他的灵机一动改造的反战T恤，把脑袋伸到我旁边说，“够味吧？”
我笑笑，转脸看了他一眼，这家伙一脸天真的得意，像个抢到了糖果的小孩。我对他的感觉好了一点。“很不错，”我说，“枪响之后，应该有这样的诗歌出现。”
随后又有好几个诗人朗诵了反对战争的诗歌，把朗诵会像潮水一样一浪一浪地推向深远的地方。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要说的是边红旗，这个自称诗人边塞的家伙，在朗诵会结束之后要请我去西门外的小酒馆喝一顿，因为我不打算要他还我一件T恤衫，也不想要他一件T恤衫的钱。
“你一定要去，”他说。当时我们站在英杰交流中心门外阴冷的水泥地上，观众和诗人们逐渐散去。“我是用一个诗人的身份请你，而不是一个搞假证的二道贩子。”
他都说到这样了，我只好答应。我们穿过三月底清冷的北大校园，来到西门外一家叫“元中元”的小饭店。他说他经常在这里吃饭，在海淀附近晃悠累了，就到这里要两个小菜，两瓶啤酒，自己安抚一下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混，还是干这个的，不容易。
边红旗和饭店的老板很熟，酒菜很快就上来了。
“你是干什么的？”边红旗问我，“学生？”
“无业游民。”
“就这些？我不信，这在北京是活不过两个月的。”
“没事写点小说和豆腐块的小文章。”
“是这样，”他说，“我们还是同行呐，来，干掉这一杯。”喝酒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见过他，他在海淀附近已经晃荡了两年了，向陌生人揽活儿，办假证。因为我也在北大附近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蚂蚁和大象有时候还要碰碰头呢。我想了想，没想起来，我对办假证的一向敬而远之，尽管我也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文凭和身份，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对我屁用没有。
“干这行生意不错么？”
“怎么说呢，碰上了三五百不成问题，运气好了，逮着个冤大头，千儿八百也不在话下。就怕撞不上，一周喝上七天风也不是没有过。”
“听说抓得还挺严的，你不怕？”
“怕又怎么样？总得活下去，我喜欢这地方。北京，他妈的这名字，听着心里都舒服。”边红旗咕嘟咕嘟又喝下了一杯。“抓到了就给打一顿，大不了罚点钱，就出来了。也有蹲的，三两年，那就不好弄了。我是小杆子，赚个拉皮条的钱，接了活儿送给人家干，身上搜不到东西风险就小多了。说这个干吗？我们谈谈诗，说说文学，你搞小说几年了？”
几年了？六七年了。不过二十四岁之前的东西算不上小说，正儿八经搞出点像样的东西也就这几年，多少知道点小说是怎么一回事了。写得慢，发得少，稿费连买书都不够，所以要给报纸和杂志写些甜蜜蜜的小文章。就这样。
“呵呵，”边红旗在我对面笑起来，“都一样，就这么回事。喜欢北京？”
喜欢。觉得自己像只蚂蚁，和一千多万只其他的蚂蚁一样。蚂蚁太多了，拥挤得找不到路了。找不到也得找，不然干什么呢。
“喝酒，喝酒，让诗人和小说家干杯。”边红旗又举起了杯子。我们又要了两次啤酒，桌子上已经摆了八个空瓶子了，燕京牌的。“不行了，喝多了，喝。”
的确喝多了。我还好，酒量有限，不敢放开肚皮，边红旗喝多了，他以为自己很能喝。我们一直喝到饭店打烊，老板示意我们该走了的时候，边红旗已经趴在了桌子上。我拍拍他的脸让他醒醒，他在鼻子里嘟嘟囔囔地答应着我，眼睛就是睁不开，我后悔跟他一块儿喝这顿酒了。一顿无聊的酒，说了一堆无聊的话。架着他离开饭店的时候我更后悔了，他重得像头牛，闭着眼歪在我身上，还不忘抓住那件写了“NO WAR”的T恤。我突然觉得这家伙其实蛮有点意思的，一个办假证的，却想着写诗，还理直气壮地在谴责战争的时候亮出自己不法分子的身份。真是有点意思。现在已经问不清楚他住在哪儿了，我只好把他带到我的住处。
我住在北大承泽园里的一栋破楼里，和大学同学孟一明合租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原来还有一个老同学与我们合租，他想考北大的研究生，考了两年没考上，心灰意懒地回老家去了。他走了，空出一间房子，反正也没人住，就成了孟一明的储藏室。他老婆也在这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一间房子装不下。若是平常，我从北大出来就直接步行，穿过蔚秀园，过了万泉河就到了承泽园的住处。现在不行了，边红旗成了一头失去行走能力的牛，我只好打车把他带到了承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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