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暧昧的答非所问祁好能理解。她和余松坡之于纽约与北京，大约也正是罗冬雨之于北京与她的故乡。当罗冬雨感叹“腰挺得太直”，岂不正是她在第五大道上感受到的硬邦邦？这姑娘的腰，尚未直到腰肩盘突出的地步。
“你要不嫌弃，”祁好说，“出了院跟我走。”
“让我想想，祁老师。”
“叫姐。”
“好的，祁姐。”
一走就四年多，刚出生时余果像只奄奄一息的瘦猫，现在强壮了，已经上中班，可以一套一套地跟你讲道理。半夜里被尿憋醒，会钻到罗冬雨的被窝里，抱着罗冬雨说：“冬雨阿姨，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是我妈妈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小肚子，装不下我。”第二天他把这话重复给祁好听，祁好说：“你个没良心的，要不是生你，你妈会胖成这样吗！”
现在的生活对罗冬雨来说，基本上也是在夜晚。除非必要的出门，大白天她都待在家里。不开窗通风的时候，厨房和卫生间的门窗都关上，阳台上用的是双层隔音玻璃；家务之外，她还有很多事要在安静如夜晚的环境里做。比如今天上午，安装玻璃的工人师傅离开后，她开始打字，余松坡的新书《实验戏剧：我这二十年》。余松坡习惯手写，用八开的稿纸背面，一页五六百字。白天演戏、排戏、讲课或参加文艺活动，空闲的晚上都会写上一两千字，第二天由罗冬雨录入电脑。第二天晚上，余松坡坐到书桌前，先把头天写好的在电脑上修改一遍，顺便贯通一下文气，然后铺开稿纸再写新的。如是反复。前面的两本书也是罗冬雨这么一个字一个字敲下来的。一本《实验戏剧论纲》，一本探讨“第四堵墙”的戏剧理论专著《凡墙都是门》。这些文字大部分她都看不懂，就像余松坡的一些戏，看完了也经常一头雾水，但她愿意看，每一个费解处都让她有小小的激动，觉得向神秘崇高的东西又近了一两厘米。
念中学时她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也努力，就是不得法，成绩平平。因为长得不错，老师天然地觉得她的心思不在课本上，隔壁班上的男生经过教室朝里看两眼，班主任就认为她定然是到处给人抛媚眼了。在一个只讲升学率的乡镇中学，她先天地就被老师放弃了。不仅放弃，还提防打压，免得她祸害了成绩好的男生。最后她能考上一所市属卫校，班主任觉得那也是罗家在菩萨面前烧足了高香。她一直在华而不实的误解里成长，以致久了，华而不实也成了她对自己的正解。她确认自己是个平庸的人，也甘于谦卑地自守平庸；正因为自认平庸，才对高大、神圣和进取的一切事物抱有本能的热情。比如对弟弟，罗龙河所有要求上进的举动她都支持。刚工作时，她把每个月工资的一半拿出来保障弟弟的学习和生活之用；在她理解里，后者是弟弟能够安心学习的保障：体面的衣物，别人有的弟弟都要有。弟弟要来北京念大学，她跟父母担保，只要有她一口汤喝，就有弟弟的一口肉吃。她希望弟弟把她弄不懂、学不会的，没有机会学的知识尽数吃到肚子里。
来余家做保姆，冲的固然是主家人好，待遇也不薄，她还在意他们是文化人中的文化人。当初祁好试探地问她，愿意参加电脑培训吗？罗冬雨立马点头。先前余松坡的文章都是祁好帮着敲进电脑，罗冬雨学了电脑以后，Excel、Photoshop、ppt及其他更复杂的文字和图片处理都会了，录入就成了罗冬雨的额外工作。工资没涨，但她干得开心。把余松坡那些尚未降落就要起飞的潦草文字一个个整齐地排成行、聚成页、积累成一本书，她觉得对文化人的认知更深了一层，跟文化也沾了亲带了故。高深的理论她不明白，但看懂的每一处都让她由衷一笑。这些看懂的地方，在她看来是知识，文化的形象化。这也是她每天一空闲下来，就迫不及待要坐到电脑前录入的原因之一。
余松坡在《实验戏剧：我这二十年》里写了很多个人经历。某年在阿姆斯特丹演出，他从一个酒会上出来去剧院，打不到出租车，天又飘着小雨，没办法，他在桥头一堆自行车里找了一辆没上锁的，骑了就跑。到剧院正赶上导演和演员一起上台谢幕，他就水淋淋地上了台，最先感谢的是忘了上锁的自行车车主，引得一片掌声和叫好。某年在德国火车站等车，见月台上人人捧读一本书，两辆车间隔十分钟，是阅读三到四页的时间。他突发奇想，为这等车的十分钟写一出戏，会是什么样子？真就写了一出《风吹到站台的时候停了》。译成德文后在车站散发，反响意外地好。于是，这本书里，余松坡写道：“网络视频如此发达的今天，合适的时间我真该排几出精短的戏，放到网上，给那些愿意把等车的十分钟用起来的人。”某年在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演出，剧场附近不仅有福克纳的故居，还有脱衣舞表演和土著老爵士乐队的演出，这就意味着，要跟以上三家争观众。副导演说，为什么要跟他们争？我们有我们的艺术。余松坡说，为什么不可以争？艺术需要一意孤行，同样需要敞开自己，寻找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做的就是实验戏剧，为什么不能把福克纳先生和爵士乐邀请进演出里呢？现在就修改台词，部分场次重排一下。当然，脱衣舞娘就不必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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