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叔叔当然不可能去帮我爸妈码砖，他和七万还有那帮二流子凑了钱，在铁皮屋里丰盛地款待了城里人。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打扫好铁皮屋，让二流子们分头去召集熟人，新闻一播完就开始学跳舞。霹雳舞。太空霹雳舞。一点没错，就是这名字。他们从遥远的北京来，是一对喜欢漫游的年轻人。一辆摩托车，两个人，要走遍大江南北。
我爸妈对叔叔无可奈何，“陪客人”是最好的理由。他们继续从邻居家扯出一根电线，在十五之光的电灯底下码砖。盖三间屋和一个院子竟然要那么多的砖。病牙让我无所事事，我去铁皮屋只是为了看那两个城里人。人那叫一个多，为了挤进去我差点把肿胀的腮帮子挤破。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是冲着两个洋气的陌生人来的。当然他们俩的舞跳得也好，即使你一点看不懂你也能看出来他们跳得非常好。他们在用白粉笔画定的一个圈子里跳。这叫“滑步”。这叫“擦玻璃”。这叫“登山步”。这叫“拽钢丝”。这曲子叫《荷东》。《荷东》知道吗？就是《荷李活东方明星舞会》。“荷李活”知道吗？就是好莱坞。这曲子叫《猛士》。这是迪斯科。我叔叔他们一个劲儿地点头。他们既懂又不懂。在这个偏远的花街，一切都可以知道，一切也都可以不知道。
一帮二流子算是开了眼了。我叔叔学得最好。他对马尾巴男人崇拜不已，连对方的长头发也喜欢。教到最后，马尾巴累出了一身汗，为了凉快他把头发散开。浓黑的头发披在肩膀上，从后面看反正不像男人。那女的也累得够呛，一晚上喝了六瓶汽水。出汗的样子也很好看。
他们说：“要听最好的音乐。原声的。《荷东》，《猛士》。听过那首《巴比伦河》吗？”
我叔叔和二流子们跟着说：“嗯，听原声的。”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叔叔的广播室里。夜里弄出了一点动静。马尾巴把麦克风和扩音器打开了，见到这两样东西他就想唱两句，真的就唱了。半夜三更四条街都睡了，马尾巴唱了一首《流浪之歌》。夜半歌声在花街就相当于地震，等大家从睡梦里清醒过来，大喇叭又关掉了。一家人只好狐疑地看着对方，不知道是不是在梦里听见了稀奇古怪的歌。
第二天黎明，早起的大队部领导敲响广播室的门，半天才出来一个只穿内裤的人，一身精干的白肉，眼睛还没睁开，披散一头长发，我们领导吓得踩了煤球似的跳起来，没分出男女。这时候从床上传来女人的声音：“谁呀？”接着就有一个女人从被窝里支起身，上半身也是光的。领导转身就跑，到了大队部门口才停下来，点上烟想，妈的，见了鬼了，哪来的女人，那是陈平么？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叔叔跟领导解释了不下八次，那就是两个客人，过路的朋友。领导脸一撂，过路的神仙也不行。知道这是啥地方么？大队部的喉舌，他妈的重地。以后，外人一根脚趾头都不许杵进来。叔叔头都快点晕了，是，是，是是。答应完了，还是让我进来了。我不是外人。叔叔送走了两个北京人，一直琢磨到哪里搞两盘原声的《荷东》和《猛士》。人家说了，要听原声的。他想去趟市里，就屁颠屁颠地跑到我家，见到我爸妈热情洋溢地说：“哥，嫂，忙哪。”我们正在吃晚饭，爸妈装作没看见。叔叔就对我堆出一脸的笑，“你猜我吃不吃你家的饭？”
我说：“吃。”
“你猜对了，”叔叔说，径直去碗橱里拿他的碗筷和辣椒。盛好饭坐下，他小声对我说，“得请你帮个忙。”
播新闻、放音乐的事我懂，不就几个按钮么，早学会了。第二天一早正播新闻，叔叔把我带到广播室，扩音器上贴一张纸条，提醒我哪个点儿放音乐，哪个点儿播晚新闻。他担心晚上不能及时赶回来。临走时特地嘱咐，千万别放那盘打闪的磁带。那天叔叔骑一辆五成新的永久牌载重自行车去市里，一路狂奔，当天打来回，两百五十里路。晚新闻之前五分钟回到广播室，我正在播放那张蓝唱片。整整一天都让它转来转去。这是得到它的唯一办法，我得让它尽快转坏掉。四条街上的人听了一天蓝色的音乐。
“快，准备新闻，”叔叔风尘仆仆地说，扔下包就开始解裤子。“疼死我了。”他把内裤的两个角拉上去，因为长时间骑车，大腿根磨出了血。
我去翻他的包。一般来说，叔叔出去总会给我带回点好东西。两本小人书，《少林寺》，我喜欢觉远和牧羊姑娘白无瑕。三盘磁带，我掂了掂，有点重。
“真他妈好听，”叔叔说，“我借店里的机子听了整整一个钟头。要不早到家了。”
叔叔硬拉着我跟他一起听新买的磁带。的确是个好东西，和那摩托车上声音一样，甚至更好，从一个干净的夏天中午里传过来的。叔叔跟着扭起来，有点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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