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份的时候，碰到靳可。一个年轻的北京男人，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执导过几部实验性的小制作片子。他想拍我的小说。
我知道媒体上宣传这一个圈子的时候，习惯加上“新锐”这个定语。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些人拍的电影。类似的一些造作的电影是我所不喜欢的。过分注重技巧，泛滥模仿，情节上哗众取宠。没有任何力量可言。
我喜欢的电影，比如看TheBigBlue的时候，中途不断地离开，做着一些琐事。煮面条，倒咖啡，上厕所，在网上看了看有无朋友上线。还趴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那部电影很长，估计过了一百二十分钟。但那些镜头一直留在记忆里的。不需要全神贯注。不需要解释。只是轻轻一撞，就像一片玻璃扎进了眼睛。会很痛。会留下伤疤。
我不知道靳可在拍什么样的电影。我们在咖啡店里见面。约在早上十点。
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通常我凌晨睡觉，中午起床。那天虽然什么都没吃，匆匆往地铁站跑，还是迟到了半个小时。咖啡店还没到高峰时候，整个店堂空荡荡的，很安静。推开门看到角落里一个光头男人坐在那里抽烟。
他穿黑色T恤，黑色仔裤，黑色跑鞋。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只庞大的黑色皮包。我径直走过去，对他说，靳可，我是乔。他的眼神略有惊异。这个不奇怪。我的读者总是把我想成一个穿黑色蕾丝胸衣，涂紫色唇膏，眼神诡异妩媚的都市时髦女郎。但是出现的却是一个神情困顿，衣着邋遢，似乎刚从大学宿舍里跑出来的女生。我让咖啡店小姐帮我端双份Espresso和巧克力蛋糕，一边拿出红双喜来抽。
他先用了两分钟时间看我把那盘蛋糕以肆无忌惮的姿势吃完。然后用了三分钟时间从大皮包里找出我曾经出版的一本小说。那本小说曾被大量盗版，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在校园里和小书摊上倾销。他说，我不是非常地了解你。但我听很多人说起，他们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睡前必读几页，才能安心入睡。
我说，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我从不崇尚把文学神圣化。任何作品都不该在智力和感情上脱离读者，贬低读者，让他们无所适从。好的小说，应该是一帖良药，哪怕是一针吗啡。或者救助，或者抚慰。
电影呢。
电影也一样。满足幻想，逃避现实。
你似乎是个悲观主义者。
我只是一个习惯在虚无中钻牛角尖的人。和精神病的某种起因类似。我笑。我感觉自己有些捉弄他。
电影能够表达虚无吗？
不用表达，只做展示。虚无存在于时间，存在于呼吸，存在于风中飘落的树叶，一张白纸，一颗水滴……万事万物。
平时常研究禅宗？
禅对我们说，梦幻空花，何劳把捉。但在现实中，我们要四处奔波觅食，为自己寻找栖身之处。研究无非是想让自己感觉平静一些。
我突然之间有些失望。我总是从微小的一句话或一个细节里判断出某种气息。也许他不是我的同类。他的眼神和神情里没有敏感，及一个敏感的人所具备的紧张。敏感的人都需要某种逃遁。戴墨镜，长途旅行，深居简出……这都是方式。很多人在使用。绝非时髦，而是心理需要。靳可会是一个能够掌控全局的好导演，但不会是一个能打动人心的电影人。后者即使只是设计掉落在桌子上的一束光线，都应该有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念和姿势。也许他可以模仿或博取众长，然后拍出一部很卖座的商业片，但他不会了解我的小说。
他如何去拍一个日夜穿行在城市的地下铁里，为情欲和空虚所驱驰的男人。属于一个男人的幻觉，沉沦和解脱。在我写着那个男人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修长的手指，空空地蜷缩着。只有在孤独或和女人做爱的时候，他的手指才是有力的。他的手夹过三五的香烟，摸过光滑的肌肤，穿行过海藻般的长发，沾染过腥味的血液，揉搓过清澈的眼泪，吹拂过空虚的风……他的手最后告别了这个城市和他剩余的最后百分之十的爱情。
但是在电影里，他只是一个面无表情的英俊男子。他就像一具木偶穿行过城市沸腾的阳光和人群。
我们谈了一些构想，然后在咖啡店分手。我对他说，我需要考虑。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极致。对我来说，没有等待蜕变的时间。没有人给我时间。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完美主义者。
他给了我名片，我放进牛仔裤的裤兜里。
独自在淮海路闲逛到天黑，然后慢腾腾地走向地铁站。
被热气蒸发着的城市渐渐平息下来。地铁站挤满了人。附近的书店和小店铺可以打发很多时间。有一种拍照片的机器，丢了钱就可以对着镜头自己摆pose。很多人在那里自娱自乐，做鬼脸或装酷的表情。拍了小小的黑白照片，贴在手机盖子上，杯子上。我也是一个自恋的人。路过商店的橱窗会在玻璃里寻找自己的影子，直到撞着了电线杆。城市里的很多人都容易感觉孤独。
在小店铺里买了一瓶午后红茶。日本人让AudreyHepburn来做这个茶广告。那个在《罗马假日》里穿白衬衣棉裙子的落入民间的公主。晚年她作为联合国的亲善大使多次赴非洲开展慈善与救助活动。一九九三年死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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