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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方老家传来过消息：她的丈夫，那个狱卒，已经死了。死得很简单，饥荒的年代，上树打枣时从树上摔了下来，耽搁了，没能救活，死的时候不足四十岁。
从北方老家传来过消息：她的一儿一女都长大了，都离开了她，各种原因，但各种原因中都包含着一个原因——她是叛徒。她赞成儿女都离开她，希望他们不要再受她的连累，希望他们因而能有他们满意的家——丈夫、妻子和儿女。她希望，受惩罚的只是她自己。独自一人，她守着葵林中的那间黄土小屋，寂静的柴门寂静的院落，年复一年，只有葵林四季的变化标明着时光的流转，她希望在这孤独的惩罚中赎清她的罪孽。
从北方老家传来过消息：对所有的人，她都是赔罪的笑脸，在顽童们面前也是一样。“喂，叛徒！”不管谁喊她，她都站住。“嘿，你是不是叛徒？”“你是不是怕死鬼？是不是个自私鬼？是不是个坏蛋？”“说呀，你是不是有罪？”不管谁问，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问，她都站下来，说“是”，说“我是”，然后在人们的讪笑声中默默走开。她不能去死，她知道她不应该去死，活着承受这不尽的歧视和孤独，才是她赎罪的诚心。
从北方老家传来过消息：“文革”中，和几十年所有的运动中，不管是批判什么或者斗争谁，她都站在台上，站在一旁，胸前挂一块“叛徒”的牌子，从始至终低头站着，从始至终并不需要她说一句话，但从始至终需要她站在那儿表明罪孽和耻辱。
从北方老家传来过消息：她一天到晚只是干活，很少说话。所有的农活她都做得好，像男人一样做得无可挑剔。她养鸡、养猪、纺线、织布……自食其力，所有的家务她都做得好，比所有的女人都做得好。她从没生过病，这是她的造化。
从北方老家传来过消息，说：有一回过年，她忽发奇想，要为自己的家门上也写一副春联，但她提起笔，发现她已经几十年不写字几乎把所有字都忘了。她攥着笔，写不出字，泪如泉涌，几十年中人们第一次听见她哭，听见她的小屋里响起哭声，听见她哭了很久。此后她开始写字，在纸上，纸很贵就在地上，在地上不如在葵花的叶子上。有人见过葵叶上她的字，有人把那些有字的葵叶摘下来拼在一起，拼出了一句话——“我罪孽深重，但从未怀疑当初的信仰。”
从北方老家传来过消息：就从那一年，从葵花的香风飞扬的日子开始，茂密的葵林里常常能够找到有字的葵叶。那个女人，她疯了，她可能是疯了吧？有字的葵叶逐日增长，等到葵籽收获的季节，在你伸手就能摘到的葵叶中，十之一二便有那个疯女人写下的字。老人们以此吓唬孩子，孩子们便不敢独自到葵林深处去。幽会的情人们把有字的葵叶揪下来，扯碎，自认晦气。那个女人，她老也老了，又要疯了不成？葵叶上的字，写来写去并不超出那十五个。人们把十五个字拼来拼去，似乎也再连不出其他更为通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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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像是一个笑话，但这是一种现实：Z的婶婶，或者并不限于Z的婶婶，已经去国外经营私人餐馆了，但葵花林里的那个女人永远是抬不起头来的叛徒。这很像是一个笑话但这是一种现实：一些人放弃了当初的信仰坦然投奔了另一种生活，乐不思归，剩一个往日的叛徒在葵花林里默默坚守当初的信仰，年年月月甚或日日夜夜，都在为当年的怯弱而赎罪。
不是这样吗？
Z的叔叔不语，一步一步，走着葵林间的小路。
然后，也许是Z的叔叔也许是别人，回答：不不，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她贪生怕死，问题在于，她的叛变殃及了别人。
别人？谁？她的母亲和她的妹妹？
不。她的同志。
原来这样。但是敌人只给她两种选择，要么殃及她的母亲和妹妹，要么殃及她的同志，她可，应该怎么选择呢？
Z的叔叔没有回答。或者别的什么人，没有回答。
但是回答已经有了，回答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或几千年：殃及了同志她就是叛徒就应该受到惩罚，而殃及了那两个无辜的人——就像你当年那样——她说不定还可以成为英雄还可以享受着光荣。
像我当年那样？
Z的叔叔惊讶地看着四周熟悉的葵林。无边无际的虫鸣使它更加寂静，但每一朵葵花都在寂静中奋力开放，每一只蜂儿都在葵花的香风里尽情飞舞。
对，像你当年那样。你把她领进了那信仰，然后你跑了，让她独自去面对敌人给她的两种选择。
Z的叔叔在葵林里走，走得很慢，影子在坎坷的土地上变化着形状。
你为什么跑？你怕什么？怕被敌人抓去，对吗？
对，但是……
别说什么但是。你只回答，被敌人抓去有什么可怕？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你当然知道，那可怕的，都是什么。
不过，我敢说我并不怕死。
现在谁都敢这样说，可当时你怎么死里逃生了呢？而且，你现在也只是挑选了一种最简单的局面，比她曾经想像的还要简单。而且你现在也明白，那不是一个死字就能抵挡的局面。如果敌人只送你一死，那么不管你是坚强还是软弱你就都可能是一个英雄了。而且现在你也常常在想：如果她在几十年前的那个葵林之夜被追捕的敌人开枪打死，你就不是要抛弃她而是要纪念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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