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西瑟尔找了份工作，这使我看清我们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有自己的屋子、住所、工作、事业，这就是人们的生活，他们有间干净点的屋子，好点的工作，我们只是某个角落正在打拼的一对。那是河对岸其中一所没有窗户的工厂，生产罐装水果和蔬菜。每天十小时，她要坐在机器轰隆的传送带边，不能交谈，抢在罐装之前把腐烂的胡萝卜捡出来。第一天收工后西瑟尔穿着红白相间的尼龙雨衣和粉红色帽子回家。我说，你怎么不把它脱掉？西瑟尔耸了耸肩。对她而言都一样，坐在家里或是坐在工厂，在那里他们沿着钢架铺排的喇叭接播BBC一台，四百名妇女半听半怔，她们的手像上足马力的梭子上下翻飞。西瑟尔上班的第二天我搭渡轮过河在工厂门口等她。几名妇女由那面巨大的无窗墙面上开的一扇小铁皮门出入，而后咿呀的汽笛响彻整个工厂大厦。其他小门打开，人们纷纷涌出，簇拥到大门口，成群结队穿着红白相间的尼龙罩衣和粉红色帽子的妇女。我站在矮墙上想看到西瑟尔，忽然间这变得很重要。我感觉要是我不能从这股红色尼龙洪流中把她分辨出来，她就消失了，我们将一起消失，我们的时间就将一钱不值。人流在涌向工厂大门时移动得很快。有些人以妇女从小学来的八字步无望地半跑；另一些则尽可能地快走。后来我才发现她们急匆匆地回家是为了给家人煮晚饭，是为了早一点开始做家务。晚班的迟到者则想逆流冲出一条路来。我看不到西瑟尔，我觉得自己濒临崩溃，我大声叫她的名字，可是声音被人群肆意践踏。两个老一点的女人靠着墙驻足点烟，咧嘴冲我笑。啜你自个儿吧。我绕远路从桥上走回家，打算不告诉西瑟尔我去等过她，因为那样我就得解释自己的惊慌失措，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进门的时候她在床上坐着，她还穿着尼龙罩衣，帽子搁在地板上。你干吗不把那玩意儿脱掉？我说。她说，是你在工厂外面？我点点头。你看见我站在那儿干吗不理我？西瑟尔转过身把脸埋进床里。她的罩衣被机油和泥巴玷污，散发出异味。我不知道，她捂着枕头说，我一片空白。我下了班脑子里就一片空白。她的话好似被隔绝一般，我环顾四壁，陷入沉默。
两天后的星期六下午，我买了几磅浸透血像橡皮一样的牛肺作诱饵，他们称之为“轻料”。我们当即填好捕笼，趁落潮时划船到中游把它们沉到河床。七只捕笼每只都系着浮标。星期天凌晨四点西瑟尔的父亲就来叫我，我们乘着他的旅行车朝存放借来的小船的地方进发。现在我们要划船出去寻找浮标，拉起捕笼。检验的时刻到了，笼子里会不会有鳗鱼，多做点捕笼，多抓点鳗鱼，每周一次开车去比令思门鱼市会不会有利可图，我们会不会有钱？这是个阴郁多风的清晨，我感觉不到兴奋，有的只是疲惫以及持续的勃起。在旅行车空调的暖风下我半睡半醒。夜里许多时候我醒着听墙那边窸窸窣窣的动静。有一次我起身拿调羹敲了一下踢脚板。它停了一下，而后又继续挖。现在听起来很明显它是在向房间里挖一条通道。西瑟尔的父亲划船，我从船舷望出去寻找浮标。这并不像我原先想的那么容易，水面衬不出它们的白色，而只是显出一般幽暗的轮廓。我们花了二十分钟才找到第一个。当我们把它拉起来，我惊异于从渔具店买来的干净的白绳子这么快就变得与河边其他绳子一模一样，褐色、挂满了绿色的细丝水草。网看上去也旧得离奇，不敢相信是出自我俩之手。网里有两只螃蟹和一条大鳗鱼。他解开捕笼封死的那头，让两只螃蟹跌落水里，再把鳗鱼放进我们随身带来的塑料桶。我们在捕笼里填进新鲜的“轻料”，从船的一侧重新把它沉下去。我们又花了十五分钟找到第二只捕笼，但里面空无一物。我们在那段河面上上下下划了半小时，再也没找到其他捕笼，此时潮水开始上涨并盖过了浮标。这下轮到我接过船桨，划向岸边。
我们回到西瑟尔父亲住的小旅店，他做了早餐。我们都不愿谈及失踪的捕笼，自欺欺人地装出一副下次退潮就能找到它们的样子。可是我们心里明白它们已经不见了，被汹涌的潮水卷到上游或是下游，我也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再做鳗鱼笼了。我还知道我的搭档将带着阿德里安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他们下午就走。他们将参观军用机场，最好是以皇家战争博物馆作为旅行的终点。我们吃了鸡蛋、腌肉和蘑菇，还喝了咖啡。西瑟尔的父亲又告诉我一个主意，既简单可行又获利丰厚。虾在码头这一带根本不值钱，但在布鲁塞尔很贵。我们可以每个星期运两满车过去，谈笑间他轻松、友善、乐观，有一刻我真的觉得他这计划一定行。我喝完了最后一点咖啡。好了，我说，我想这需要考虑一下。我拎起装着鳗鱼的桶，至少这一条西瑟尔和我可以吃。我的搭档在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告诉我杀鳗鱼最稳妥的办法是先用盐把它埋起来。我祝他假日愉快，然后我们分了手，依然心照不宣地假装我们中的一个会在下次退潮时撑船出去搜寻鳗鱼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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