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吗？”他说。我们由那条长长的走廊往回走。上楼后我签了一些笔录，表明当时我正横过铁道线的人行天桥，看见一个小女孩——经辨认即楼下那位，在运河边的纤道上奔跑。我没怎么在意。可不一会儿，我看到水面有一团红色的东西沉下去不见了。由于我不会游泳，于是叫来了一位警察，他朝河面端详良久，说什么也没有。我留下姓名和地址然后就回家了。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们用绳索把她从河底拉了上来。我一共签了三份。完事后我久久没有离开那幢大楼。在其中的一条走廊里，我找了张塑料椅子坐下。在我对面，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可以看见两个姑娘正在办公室里打字。她们见我在朝她们看，互相嘀咕了几句，笑了。其中一个走出来，笑着问我是不是被约见的。我跟她说我只是坐坐，想点事。那女孩回到办公室，靠过身去告诉她的朋友。她们不自然地扫了我一眼。她们怀疑我什么，和其他人一样。我倒并没有认真回想楼下死去的女孩。她的影子在我脑海里有些迷乱，活着的和死去的，我努力不去理会她们。我坐在那里一下午只是觉得自己哪儿都不想去。那个姑娘关上办公室的门。后来我走是因为所有人都回家了，他们得锁门。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幢楼的人。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穿戴好。我先把黑色西服烫了一遍，黑色在我看来恰如其分的，然后我挑了一条蓝色的领带，因为我不想黑得过头。可就在差不多要出门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回到楼上把西服、衬衫和领带全都脱了下来，我突然对自己的一番精心准备感到厌恶。为什么我那么渴望获得他们的认可？我又换上了刚才穿过的那套旧裤子和运动衫。我后悔洗了澡，只好拼命地把脖子后面的古龙水洗掉。可是还留着另一种味道，那是我洗澡时用的香皂的气味。星期四我用的就是同一块香皂，那个小女孩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身上有股花香。”我出门恰巧走过她家的小院子。我没理她。我尽量避免和小孩说话，因为面对他们很难拿准腔调，还有他们的直截了当也令我困扰，让我无所适从。这个孩子以前我见过很多次，通常自己一个人在街上玩，或者看查理干活。她从院子里走出来跟着我。
“你去哪儿？”她说。我还是没理她，最好她快点失去耐性。况且我也没想清楚要到哪儿去。她又问我：“你要去哪儿？”
我停了一下，说：“不关你的事。”她跟在我的身后，我正好看不到她。我感觉她在模仿我走路，不过并没有转过身去看。
“你是去屈臣氏店吗？”
“对，我是去屈臣氏。”
她走上前和我并排。“可是今天它关门，”她说，“今天星期三。”我没答话。当我们走到街尾拐角的时候，她说，“你到底要到哪里去？”我头一回如此近距离看她。她细长的脸，眼睛大而哀怨，细密的棕色头发用红色的橡皮筋扎成一束，和红色的棉布裙子相衬。她有一种诡异的美丽，近乎不祥的意味，像莫迪利阿尼画中的人物。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出去走走。”
“我也要去。”我没说话，于是我们一起朝商场方向走去。
她也一声不吭，落在我后面一点点，好像是随时等我通知她向后转。她手里玩一种这一带孩子都会的游戏。几根弦两头各拴着一个硬球，用手操动，硬球相互弹击，就能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有点像足球拉拉队手里的小摇旗。我觉得她这么做是在有意取悦我。这样赶她走就变得更加困难。加上我已经好几天没和任何人说过话了。
当我重新换好衣服下楼的时候已是六点一刻。简的父母也住在街这边，与我相距十二栋房子。鉴于我提前四十五分钟准备完毕，我决定出去走走消磨些时间。天色昏暗。我站在门口思忖着最佳线路。查理在街对面修理另一辆汽车。他看见我了，于是我不自觉地朝他走过去。他抬起头，但没有笑。
“这时候你要去哪儿？”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我是个孩子。
“透透气，”我说，“呼吸一下傍晚的空气。”查理喜欢打听街坊的八卦。他认识这一带每一个人，包括所有小孩。我经常看到那个小女孩和他在一起。最后一次是在给他递扳手。由于某种原因，查理因为她的死而迁怒于我，他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个事。他想从我这儿打听详情，却又不好直接问我，“去见她父母，嗯？七点钟？”
“对，七点钟。”他还想听我继续说。我绕着车转。福特黄道带，粗笨老旧，锈迹斑驳，和这条街相得益彰。这是街尾开小店的巴基斯坦人家的。天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店取名屈臣氏。他们的两个儿子是被街边的蛊惑仔揍大的。他们正在攒钱准备回白沙瓦。有一次我去他店里的时候，男主人这么告诉我，他正准备携家回故里是因为伦敦的暴力和鬼天气。查理隔着屈臣氏先生的车对我说，“她是他们的独生女。”他像是在控诉我。
“是啊，我知道。”我说。“真作孽。”我们绕着车转。查理接着说，“报上登了。你看了吗？说是你见到她沉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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