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得做点什么，”我跟她说，“总不能啥也不做。为什么不回去上班？过去你工作的时候从不做恶梦，也从来没有这么不开心过。”
“我得抽离这一切，”她说，“我不知道其中的意义何在。”
“时髦，”我说，“都是时髦。时髦的隐喻，时髦的阅读，时髦的病恹。你关心荣格什么，比如说？一个月里你读了十二页。”
“别再说了，”她恳求道，“你知道这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但我继续往下说，“可你也没有得出过什么结果，”我对她说，“你成事不足。过去是个乖孩子，老天没赐给你一个不幸的童年。你那慈悲的佛经、过气的玄学、焚香疗法、星相杂志，没有一样是你自己的，你什么都没搞明白过。你只是陷了进去，陷在一个纷繁直觉的泥潭里。除了感觉到自己的寡欢，你根本不具备去直觉其他事物的敏感和激情。为什么你要把别人装神弄鬼的一套塞进自己的脑子里，搞得恶梦不断？”我起床，掀开窗帘，开始穿戴。
“你好像是在小说研讨会上发言。”梅茜说，“为什么你总是想把我的生活弄得更糟？”自怜开始在她内心泛起，又被她强压下去。她接着说，“你说话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张纸，被揉成一团。”
“也许我们是在谈论小说。”我冷冷地说。梅茜在床上坐起来看着自己的腿。突然间她的语气变了。她拍了拍身边的枕头温柔地说，“过来。坐到这儿来。我想抱抱你，我想你抱我……”可是我叹了一口气，兀自走向厨房。
我到厨房给自己煮了点咖啡，端进书房。夜里忽睡忽醒之间我似乎有一种感觉，M的失踪也许能从那些有关几何的记述中找出线索。过去对此我总是草草翻过，因为数学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趣。1898年12月5日星期一，M和我曾祖父讨论了vescia piscis，这显然属于欧几里得第一定律的范畴，曾对许多古代宗教建筑的平面设计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把谈话记录仔细地读了一遍，竭力去理解其中的几何部分。然后翻过一页，我发现就在当晚，在咖啡奉上，雪茄点燃之后，M对我曾祖父讲了一段长篇轶事。我正要开始读，梅茜走了进来，“那你自己呢？”她说，仿佛我们先前的斗嘴从未休战，“你就知道书。在旧纸堆上爬来爬去，像苍蝇叮在一坨屎上。”
我当然很气愤，但还是笑笑，和颜悦色地说，“爬来爬去？嗯，至少我还在动弹。”
“你以后别再跟我说话了。”她说，“你像弹球机一样耍我，就知道取乐。”
“早上好，哈姆雷特。”我回答道，坐在椅子里耐心地等她的下一句。但她什么也没说，轻轻把书房门带上，走了。
“1870年9月，”M开始对我曾祖父说，
我掌握了一些重要文件，它们不但全盘否定了当今立体几何学的基石，甚至背离了我们物理学定律的基本准则，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在自然界框架下自我的存在。这些论著的价值超过了马克思和达尔文著作的总和。它们出自一位数学家——苏格兰人大卫·亨特之手，而将这些文件托付给我的则是另一位年轻的美国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古德曼。我与古德曼的父亲因为其有关月经周期理论的著作，通信有年。难以置信的是，这一理论在本国依然被普遍认为荒诞不经。我在维也纳遇见小古德曼，他正和亨特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数学家一起参加一次国际性的数学会议。我见到他时，古德曼面色惨淡，神情低落，准备次日返回美国，尽管会议进程还不到一半。他把文件转交给我的时候交代我，如果有朝一日得知大卫·亨特的下落就请交还给他。而后，在我一再劝服和坚持之下，他告诉了我在会议第三天所目睹的一切。会议每天上午九点半开始，宣读一篇论文，紧接着作例行讨论。十一点钟供应茶点，数学家们会从他们围坐的那张光泽可鉴的长桌边站起身，在轩敞雅致的会议室里信步闲聊，三三两两地与同行们作非正式的交流。会议将进行两个星期，按照惯例，首先由最杰出的数学家宣读论文，然后才轮到那些略逊一筹者，依此类推，次第以降整整两个星期，如此这般难免会在这群聪明过人的绅士们中间偶尔激起强烈的妒忌。亨特虽然是位出色的数学家，但是年纪尚轻，一出他自己所在的爱丁堡大学便无人知晓。他申请宣读一篇（按他自己所描述）立体几何领域非常重要的论文，可是鉴于他在数学殿堂人微言轻，他被安排在会议结束前的倒数第二天上场，而届时大多数重量级的人物都已返回了各自尊敬的国度。因此在第三天上午，正当侍应生奉上茶点，亨特突然站起来，向纷纷离座的同行们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身材高大不修边幅，虽然年轻，却自有一种气度，让嗡鸣的交谈声变为寂静一片。
“先生们，”亨特说，“我得请求诸位原谅这种唐突的举动，不过我有极其重要结论要告诉大家。我发现了无表面的平面。”在轻蔑的嘲讽和茫然的讪笑之中，亨特从桌上拿起一大张白纸。他用小刀沿表面切开大约三英寸长，切口略微偏向一边。他把纸举起来以便大家都看得清，接着在做了一连串快速复杂的折叠之后，他似乎从切口处拉出一个角，随之，纸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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