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她得到一份在后台打杂的兼职，比如在宽敞的休息室里替演员泡泡茶，蹲在窥视孔边上，看到艺人下台就赶紧把门打开。在演奏室内乐作品时，她也会替钢琴家翻翻乐谱，有一天晚上，她还真的站到了本杰明·布里顿身边，当时的曲目是海顿、弗兰克·布里奇及布里顿本人的声乐作品。有个唱童声高音的男孩，还有彼得·佩尔斯，后者与那位伟大的作曲家并肩下台时塞了张十先令的钞票给她。她在隔壁发现了练琴室，就在钢琴陈列室下面，像约翰·奥格登和切卡斯基那样传奇式的钢琴家整个上午都泡在里面，来来回回地敲打音阶、练习琶音，简直像是神经错乱的大一新生。音乐厅成了她的第二个家——她觉得，每一个昏暗而邋遢的角落，甚至那些一直通往盥洗室的冷冰冰的混凝土台阶，都属于她。
她有一项工作是打扫演员休息室，某天下午她在一只废纸篓里看见一张用铅笔写的谱注，那是“阿马迪斯四重奏”扔下的。那笔迹既乱又淡，几乎无法辨认，内容涉及舒伯特四重奏第十五号的第一个乐章。当她终于破译出那几个词是“用力奏一个B音！”时，不由得一阵兴奋。弗洛伦斯忍不住半真半假地想，她收到了一条要紧的讯息，要不就是一个关键的提示，于是，两周之后，就在她毕业那年开始不久，她就邀请了学院里三个最出色的学生，加入她自己张罗的四重奏。
只有大提琴手是个男人，可是，她对查尔斯·洛德威一点儿都不来电。学院里的那些男人，那些专心致志的音乐家，雄心勃勃，除了他们选定的乐器和保留曲目以外一无所知，他们从来就不会被什么东西深深打动。一堆女孩子里但凡有一个跟另一个男学生敲定了关系，她就会一下子从公众场合销声匿迹，就跟爱德华的球友一模一样。就好像那年轻女子进了一家修道院似的。既要跟男孩约会、又要跟老朋友来往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弗洛伦斯宁可跟她宿舍里那伙女孩子黏在一起。她喜欢互相善意地开开玩笑，喜欢亲密无间、一团和气，喜欢女孩儿家把彼此的生日看成天大的事，也喜欢在你不小心得了流感的时候，她们忙忙碌碌、津津有味地张罗水壶、毛毯和水果。她觉得自己在学院里的日子真是过得自由自在。
爱德华与弗洛伦斯各自的伦敦地图鲜有交叉之处。对于菲茨洛维亚区和索霍区的酒吧她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尽管她一直打算去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看看，却从未成行。而他对于威格莫尔音乐厅或者她那个区里的茶室，压根儿就没有一点概念，而且，他既没有在海德公园里野餐过，也没有在蛇湖上泛过舟。他们颇为激动地发现，一九五九年，他们曾同时与两万人一起聚在特拉法加广场，坚决要求禁止生产原子弹。
伦敦的课程结束之后，他们游游荡荡地回到各自的家乡，在童年时代便已熟稔的静谧中懒散地打发又热又无聊的一两个礼拜，等待考试成绩发布，直到此时，他们方才相遇。后来，这一点最让他们匪夷所思——只消一丁点儿改变，那次邂逅便不会发生。在爱德华看来，那个特殊的日子完全可能像其他大多数日子一样等闲度过——躲到狭小的花园的角落里，坐在高大的榆树阴下一张覆满青苔的长凳上读书，避开母亲的叨扰。五十码之外，她的脸苍白而模糊——就像她笔下的某幅水彩，她会坐在厨房窗前，或是守在起居室窗口，一呆便是二十分钟，定定地看着他。他努力想忘却她，可是她的凝视就像她的手，触到他的背，碰到他的肩。然后，他会听到她在楼下弹钢琴，磕磕绊绊地敲完她从《安娜·玛格达莱娜笔记》上学来的一支曲子，当时，他统共只认得这么一部古典音乐作品。半小时之后她或许会回到窗口，继续瞪着他发呆。只要她看到他拿着一本书，就不会跑出来跟他讲话。多年以前，爱德华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他父亲就耐着性子叮嘱过她，儿子用功的时候千万不要打断他。
那年夏天，期末考一结束，他的兴趣就集中到狂热的中世纪教派和他们那些疯疯癫癫、神经兮兮的领袖（他们通常声称自己是弥赛亚）身上去了。就在同一年里，他读了第二遍诺曼·科恩的《追寻千年盛世》。受《启示录》和《但以理书》中阐释的天启末世观念的影响，他相信教皇是反基督的，世界末日须臾将近，惟有纯洁清白之人才能得到拯救，相信成千上万的暴民将横扫德国乡间，一个个镇子跑过去，但凡见到一个犹太人，便格杀勿论，他们也不会放过牧师，有时候连富人都不能幸免。然后，当局将对这些运动实施残酷镇压，而相隔数年之后，别处又会冒出另一个教派来。爱德华一边过着既无聊又安全的日子，一边读着这些周期性发作的非理性事件，直看得心惊胆战、浮想联翩，想想自己好歹生活在一个宗教势力大体上消弭到微不足道的时代，真是谢天谢地。当时他正在寻思，如果成绩够好的话，他是不是该攻读博士学位。他可以把这些中世纪的疯狂之举当成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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