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上我？”有一回他跟她做完爱，仰卧在床上时，这样问她。这问题听起来很成熟，而且颇有恭维的味道，言下之意是他配不上她。
“因为，”她只答了这两个字，便跨坐到他身上，又让他兴奋起来，她的圆滚滚、慢腾腾的迈克尔，长久以来，他一直以为半小时内再来段“返场”早就是遥不可及的年少轻狂。
她开了连锁店——如果三家也算“连锁”的话——都位于伦敦北部，卖舞蹈服装。她的顾客既有伦敦剧团的职业演员，也不乏各种各样的业余爱好者，包括那些厌倦了瑜伽课的年轻妈妈，甚至还有像别尔德那样老迈的男人，他们突发灵感，认为跳跳踢踏或探戈是能让自己找回青春岁月的最后一搏。不过，对于一个利润微薄的行业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卑微的梦想家们永恒不变的内核，一个历经世代打磨的不知疲倦的芭蕾伴舞员形象——小女孩们揣着怀旧的渴望，穿上芭蕾裙、紧身衣、芭蕾裤、软鞋，在镜子和横杆前旋转，接受一位生性严厉、内心高尚、曾经当过芭蕾明星的夫人的严格训练。那个在饱经脚尖磨损的舞台上吃苦受累的梦，那个首次登台，首次在人们惊讶的凝神中屏住呼吸、从舞台上一跃而起的梦，在电子时代、少女乐队和电视肥皂剧的包围中依然生生不息。这幻想颇有张力，以至于人们会觉得它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梅利莎的库存里，最小的芭蕾裙是给十二个月大的女婴穿的。而这些女孩儿的母亲都记得自己的梦想，有时候会殚精竭虑，让她们代自己去完成。
不过，在现代社会跳舞可不是桩稳当的营生。在公众眼里，舞蹈就像期货市场一样大起大落，所以梅丽莎只能与远方的库房贯通一气，快速应变。一部电视纪录片突然上映，一周内四百个男人拥进她的店，要买某种特定款式的衬衫跳探戈。某部电影、某部音乐剧、某个音乐录影带上的一段镜头都会引发一波贪得无厌却转瞬即逝的需求。一部配上“天鹅湖”主题曲的卫生纸广告片，就招来了数量空前的小女孩，吵吵嚷嚷地要买彩虹紧身衣或者看起来像是抽丝的镂空花纹芭蕾裤，或者那种装饰着一道做作的裂口的紧身连衣裤——就像她们在片子里穿的那样。然后便是萧条期，除了舞蹈演员和几个死心塌地的小梦想家，没人跳舞，甚至没人乐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跳舞的，梅丽莎只能等。没用，她说，预测是没用的。
为了抵挡市场波动，她拓宽了商店的经营诉求。八岁年龄组中，渴望成为芭蕾舞者的孩子屈指可数，但她们和其他同龄人的共同点在于：对粉红色都怀有某种无可名状的偏爱。并非仅仅是浅浅一抹红晕，而是偏爱那种温柔、甜腻、稚气十足的粉红。三家商店一律在橱窗里辟出一块空间，专门营造这种温柔的诱惑。某周六晚上，别尔德去探梅丽莎的班，亲眼看到这电磁光谱上窄窄的一道居然能发挥出如此神奇的魔力。是谁在指导这些女孩，她们又是怎么会知道该如何表现，该如何渴求一支粉红色的铅笔和卷笔刀，或者粉红色的软鞋、被单枕套、小背包、便笺纸？他颇为迂腐地追查到一篇论文，作者是纽卡斯尔的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经科学家，他的研究显示，视网膜的敏感性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倾向于喜欢光谱上的红色区域。但这并不怎么能解释为什么周六会有一大群人拥进店里来抢购，也不能解释那一年里梅丽莎为什么能大幅度减少向银行贷款。一连几个月的粉红潮！接着，突然间，色彩疲劳症降临，魔法荡然无存。一夜之间，女孩们就不再需要粉红色的物件了。靠一次大减价是没法清空滞销库存的。这真是无从解释。本来应该有一组更低龄的小姑娘钟情粉红色的，可她们也不为所动。这似乎并不是因为它被另一种颜色取而代之。而是因为单单靠“色彩”本身刺激顾客的潮流已经过时。粉红色一度坠入低谷，此后，不出她所料，当它卷土重来之时，梅丽莎做好了准备。
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尽管开这些店就意味着整天要为人员配备和供应商操心，别尔德还是把“舞蹈工作室”看作一个充满纯真渴望和赏心乐事的避风港。有一次，他把车停在樱草山支路上，坐在店里靠后的一张凳子上等梅丽莎去共进午餐，顺便将店里的情形看了个遍：列诺奇卡，那个把头发染黑并剪得毛毛糙糙的店员，那一口含混不清、带着俄国味的伦敦腔从缀着舌饰的舌面上掠过，柴可夫斯基的管乐曲，檀香的气味，处处洋溢着一股不容嘲讽的、对正在嬉戏玩耍的孩子和大人满怀热忱的气息。他坐在暗处，跟那堆打开了一半的纸板箱在一起，沉湎于一个愈来愈色情的白日梦中（有时候一间没有窗的屋子也会让他这样）：在梦里，他放下满世界的疾患与愁怨，退隐到此处辛勤劳作，时时处处充当梅丽莎的拍档，窝在库房里，没准儿帮着改善库存账目软件，或者筹划几场特别活动，做点演讲啦示范啦什么的。悄无声息地，他在时而性欲贲张、时而百无聊赖的晕眩中追寻飞逝的岁月，进而定格在某晚，他拗不过梅丽莎的怂恿——真是匪夷所思、俗丽不堪的梦！——说服列诺奇卡，在菲茨罗伊街那套精致过头的公寓里，躺到宽大的床上玩3P，如是，他便能亲身体验，与一枚深深嵌入舌头的宝石亲密接触究竟是何种滋味。他真让自己吃惊。他完全可以在这里呆上一辈子，天天在形形色色的芭蕾裤丛间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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