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顿时变得空荡荡的，来自纽卡斯尔的量子引力专家、不久前上过“雷斯讲坛”的杰克·波拉德教授似乎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在别尔德耳边说：“这下你可是惹火上身。她是后现代派，你瞧，一个精神空虚、动不动抨击社会的家伙，一个强硬的社会构成主义者。他们统统都是，你懂的。我们去喝杯咖啡如何？”
此时此刻，这些术语对别尔德几乎没什么意义。他只有一个念头。这样做并不能减轻有人辞职的严重性。接着，他闪过一个更简单的念头。他应该尽快离开，尽管他知道波拉德想嚼嚼舌头扯扯闲篇。如果换作其他情形，别尔德会欣然与他在咖啡馆里坐上一个钟头。是有那么一个社交圈子，一个变化不定的国际组织，成员们怀着嫉妒、关切和归属感互相熟知，而且，自从当年追寻“经典弦理论之圣杯”——即基本力与万有引力的完全统一——的英雄时代以来，他们就结伴游历，间或传来有人放弃、有人去世的重大消息。最后他们看到了“弦”的局限，于是去拥抱超弦理论和杂交弦理论，通过这些线索抵达M理论如巨穴般洋溢着母性的避难所。每一次突破都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矛盾和用现有的物理法则难以解释的困境。本来说十个维度，一回头又看到了“超引力”，于是成了十一维！紧紧包裹在六个圆环上的多维空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卡鲁扎—克莱恩理论重见天日，还有“卡拉比—丘流形及轨形”那教人赏心悦目的复杂机关！还有宇宙在它诞生的最初百分之一秒里上演的非凡戏剧！别尔德并没有贡献什么创意，而且对其中的数学部分有些力不能逮，但他知道一点蜚短流长。还有那些笑话——那位被捉奸在床的弦理论专家冲着老婆嚷嚷，“亲爱的，我能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道路何其漫长何其艰难，始终如此——人类智力的外刃与那些饱含着人性的故事交织在一起。那位连垂死的妻子都疏于照顾的理论家，终究还是没能重新构建课题；而那个寂寂无名的博士后以一种具有开创性的洞察力解决了一系列矛盾，结果却毁了自己的健康；某场著名的会议无耻地忽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个擅长逢迎拍马的庸才倒名利双收；两位曾经在一间实验室里并肩战斗的大腕最终形同陌路。
没错，他本来很乐意聊天，可此时他察觉到身边围绕着某种抵触情绪，某种如同愈来愈浓重的黑夜或者类似情感的东西。他惹麻烦了，他应该趁着自己还没让事情变得更糟之前，尽快消失。他飞快地向波拉德和其他人道歉，拎起行李箱就从房间里走出去，穿过大厅，从大门口离开。门外，阳光和充斥在这座城市背景中的嘈杂声似乎缓解了他的焦虑。也许一道山岭也能起到这样的效果。没准儿这只是一场大惊小怪而已。他一路走来，经过南希·邓波儿在人行道上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听到她调子轻快、有条有理的只言片语：“……复活的人种改良学……关于人性的阴险主张……对于集体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攻击……”都是适合登上小报的惊人之语。有些挤在她身边的记者把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车顶当成写字台，另一些则已经在通过电话现场直播了。也许她并不知道他们的兴奋有一部分是针对政府的。政府的委员会惹上了麻烦。布莱尔的又一次失败。
别尔德过马路时听到有几个人在喊他的姓，他置之不理。永远不要主动“送料上门”，成全一则新闻报道。可是，第二天，当他在“诺贝尔奖得主向实验室菜鸟说不”的新闻标题下，读到自己被写成“含羞落荒而逃”时，不禁怀疑，当时是不是应该转过头来。
起初，这个故事看起来没什么后劲，也不会到处传扬。在经过一上午的新闻井喷之后，两天都没什么动静。他以为他已经渡过难关了。可是，那段时间里，有一份小报在忙着开展调查。周六，别尔德的“爱情生活”就被揭开，巧妙地与“向‘白大褂女生’说不”的故事编织在一起。
到了周日，其他报纸再接再厉，疾步跟进，而他的形象被重塑为“滥交科学家”，一只“诺贝尔花心老鼠”，某种学识渊博的萨梯神——“山羊教授”。有些报道提到了奥尔德斯谋杀案，然而，别尔德原先那无辜、懵懂的绿帽丈夫形象，那个饱受轻浮妻子欺骗的天真的傻瓜，被人轻易忘却。现在他成了个讨嫌的人物，甚至在把女人赶出科学界的同时还要勾引她们。在那些更严肃的报纸上，他被人描写成从一名物理学家蜕变为“基因决定论者”，一个狂热的生物社会学家，其对于性别差异的看法显然间接源自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后者又是第三帝国种族论的产物。于是，一位记者在此基础上大胆推理——下笔时与其说对此深信不疑，倒不如讲就像写在日记本上一般轻松随意——提出别尔德是一位新纳粹主义者。一时间并没有人把这项指控当真，可是渐渐地，其他报纸似乎愈来愈有可能利用这个词儿做文章，哪怕他们并不认同它，也会用引号将这场侮辱一丝不苟地固定化、合法化。别尔德成了“新纳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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