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然站着。他说，我会对他们说，这件事只和我一个人有关。这是个发了疯的主意。
她并没有微笑，也没有让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一些。她说，你很体贴也很善良，可是他是个德国人，而且这间公寓是我住的地方。这个人以前还是我的丈夫。他们一定会通知德国的警察的。
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他倒为了这个感到很高兴。他说，我们正陷入困境了。他们也许会认为他是战争中的一个英雄，可是他们知道他为人凶暴，他们知道他是个酒鬼，而且生性妒忌，我们的证词对他不利，而且如果我们存心要杀害他，我们就不会打碎了他的头再去报警。
她说，如果我们认为杀了人可以免受刑罚，那我们为什么不呢？伦纳德没有回答，因为他不懂她的意思。她说，过失杀人，他们就是这么叫它的。
他正在走近那两个卫兵站立的地方。在门口值勤的是杰克和豪威。他们对他很友善，而且就他的那个肿了起来的耳朵开了个玩笑。可他还得把他的通行证拿出来给他们看。就和前一天一样好，不是什么都变了，不是什么都不好。他穿过了门卫，经过了岗亭，沿着小径走去——这是他走的那条老路。他来到他的那个房间里时，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
他的门上钉着一张葛拉斯写的字条。下午一点钟在食堂里和我见面。房间里面和他离开的时候一个样子——工作凳，电烙铁，欧姆表，伏特计阀门测试设备，一卷卷电缆，一盒盒备用件，一把坏了的、他想用电烙铁把它修好的雨伞。这些都是他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工作，这才是他真正在干的事情——一切都是那么合法，那么公开。也许只能说半公开，半合法——因为有些人可以知道，另外一些人则不该让他们知道；至于合法与否，那就得看你所谓的“法”是什么定义下面的“法”。有些定义他们视之为敌，有些定义他们正在把它们连根铲除。他想，我一定得阻止它。我一定得慢下来。
过失杀人，她说。他一定得过去坐在床上——且不去管那疼痛。这听上去好像比“谋杀”更糟。杀人。它听上去更坏。它听上去用在隔壁的那个东西上面倒很合适。
他尝试了另外一种法子。他说，我对你说，我得去看医生，立刻就去。
她打了个呵欠说道，真的痛得这么厉害？这是她不愿意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我得让一个医生看看我的锁骨和耳朵。他没有提他的睾丸。它们现在很痛。他也不愿让医生看看它们，把它们挤压着，还叫他咳嗽。他在坐着的地方扭动着身子，说道，我该去看医生。你不懂吗，这是我们的证明，证明我这是出于自卫。我应该在痛得厉害的时候就去，他们会照相。
可是，他想，不替我的睾丸照相。
而她却说道，你会不会也对他们说，他脸上那个洞也是出于自卫？
他坐在那儿，气得差点昏倒。
他沿着走廊来到了饮水泉那儿。他要让水冲在他的脸上。他经过葛拉斯的办公室，查了一下。外出——这又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他能够对孩子招手致意，他可以对卫兵说声“你好”，可是他没法和葛拉斯交谈。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拿了些阀门和别的这样那样的零碎东西，把门上了锁。昨天还有一件小小的活儿没有办完。它也许会对他缓慢下来有利。有个借口留在隧道里，去收集他一定得从那儿拿到手的东西。
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她说，你就一定得告诉他，这也就等于报了警。
他说，可是至少我们可以证明，我和他有过一次斗殴，一次斗殴。他差一点把我撕成碎片。
啊，是的，她说。自卫的证据，可是他脸上的那个洞又作何解释呢？
好吧，他说。你不妨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一定得这么做。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告诉我，你为什么把他咬得这么狠？
他说，难道你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见他在干什么？
她摇了摇头，于是他就对她说了。当他说完了以后，她说，我没有看见这个。你们两个靠得太近了。
我说的是真话，他说。
她啜了一口杜松子酒，问道，你痛得这么厉害，非得在他的脸上咬一个洞？
当然很痛，他说。你一定得对他们说你看见的。你这么说很重要。
她说，可是你说我们不必说谎，你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说了吗？他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得让他们相信我们。我们得把事情说得合情合理。
啊，好吧，她说。如果我们得说谎的话，如果我们得假装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得装得像真的一样。她说着话就松开了交叉着的双臂，看着他。
他走过一直堆到地下室天花板上的那些岩石泥土。他们说，有时候那些阴暗的斜坡上会长出蘑菇来，可是他却一个蘑菇都没有见到过。他现在却不想看见。他正站在竖井的边上，而他这时已经感到好些了。发电机的声音，隧道口的那些明亮的灯光，上面的那些暗淡的灯，那些电缆和通往下面的野战电话线，那通风，那冷却系统……系统，他想，我们需要系统。他显示了他的权威，并且对卫兵说，他要拿几件东西上来，因此他需要用升降机。“行，先生，”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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