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纳德来到他的寓所里，想要格外用力地踩那地板，可是他没法让自己当真这么做，他做事不喜欢理亏。他沿着寓所里的门厅重重地走了过去，在厨房里脱掉了皮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公寓附近偶尔会遇见布莱克夫人。她有着一张美丽的脸蛋，和一个挺直的腰背。虽然她对伦纳德微笑并且说声“你好”，可是他却尽力回避她。她使他觉得自己形像猥琐，举止笨拙。他偶然听见她在门厅里说话，觉得她说起话来声调咄咄逼人。她的丈夫经过了夏天的那几个月却对他友善了一些，他说他是为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当他听说伦纳德是在邮政局里工作，替陆军安装内部的通信路线时，他很有礼貌地表示他对这个感兴趣。以后每当他们在门厅里或者在电梯里相遇时，他从不忘记问道，“那些内部的通信线路好吗？”他的脸上流露出的笑容使伦纳德不由得感到纳闷，不知道他说这话是否意在取笑。
在仓库里，窃听器被宣布为装置成功。日日夜夜，一百五十台录音机不断地运行，为俄国人发出的信号所激发而时停时续。那地方迅速变得空空荡荡起来。那些水平道挖掘工人和隧道中士都早已撤走了。正当这里的兴奋情绪逐渐高涨起来的时候，那些来自英国的垂直挖掘方面的技师也悄然离去，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去向。其余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所专长的领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各种专家——都逐一销声匿迹，来自道里斯山的那些高级官员也是如此。麦克纳米每星期来一次或者两次。留在这里的，都是那些从事监听和发送窃听所得的材料的人员。这些都是最忙碌、和别人说话最少的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技师和工程师，他们留下来使机器保持运转，以及一些安全人员。伦纳德有时发现食堂里只有他一个人在用餐。他收到的命令是“无限期地留下来”，他定期对线路进行例行的检查，并更换录音机里出了毛病的电子管。
葛拉斯不再到仓库里来了。起先伦纳德感到松了口气，在他和玛丽亚言归于好以前，他不想从葛拉斯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他不想葛拉斯成为他们的中间人而享有支配他的行动的权力。然后他找到一些借口，每天在美国大使馆前面走过好几回。伦纳德经常在水泉那儿徘徊，他确信玛丽亚一定会被查明身份以后解除嫌疑。可是，使他感到不放心的是葛拉斯。他一定会假借和她谈话的机会来调戏她。如果玛丽亚仍然很生气，而葛拉斯也把他的功夫施展得够充分的话，即使伦纳德就站在上了锁的房间外面，仍然可能会发生一些最为可怕的事情。有好几次，他差点就打电话给葛拉斯，可是他终于没有打。他能问些什么呢？如果葛拉斯承认的话，他忍受得了吗？如果葛拉斯否认的话，他能相信吗？也许葛拉斯会把他的问题当作一个暗示，存心叫他去勾引玛丽亚。
五月里的气候变得渐渐暖了起来，下了班的美国人在仓库和边界栅栏之间的那块粗糙的场地上进行垒球比赛。他们受到严格的命令，必须佩戴雷达工作人员的领章。墓地另一边的那些东德民警通过望远镜观看着球赛。如果有一个球飞得太远，越过了边界，他们就愉快地把它扔回去。球员报以喝彩，民警则和颜悦色地挥手示意。伦纳德靠在墙上坐着观看球赛，没有参加。他不参加的原因之一是，对成年人来说，垒球看上去简直像是圆场棒球。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球类运动方面实在没有什么能耐。就垒球来说，那球给人扔得又狠，又低，又精确得不讲情面，而接球手又把球接得轻松写意，随随便便，同时又是那么义不容辞。他自忖没有这些本领。
现在他每天都有许多空闲的时间，他常常在太阳下面的一扇敞开着的窗下靠在墙上。有个军中的办事员在窗台上放了一架收音机，收听美军电台的“美国之声”节目。当电台里播放一首节奏活泼的歌曲时，那投手就会在他的膝盖上拍打起来，然后才把球投出去。而那些正在垒上伺机而动的球员则打着响指练习起滑垒。伦纳德从来没有看到过流行歌曲让人如此认真地对待过。只有一个歌唱演员的表演会使他们暂停球赛，那就是比尔·海莱和那个彗星乐队。尤其当他们唱起《一天摇它二十四小时》，这时就会有人大叫着让人把音量放大些，而球员也就会三三两两地朝着那台收音机走过去。就在这两分半的时间里，没有人会击球。在伦纳德看来，接连狂热地跳上好几个钟点舞蹈似乎太幼稚。它是一支唱起来像点着数目的歌曲，就像小女孩在操场上跳绳时唱的那样。它唱道“山核桃，木码头，老鼠跑到钟上头”，又唱道“一个土豆，两个土豆，三个土豆，四个……”。可是连同那一再出现的重复，加上刚强有力，坚持不懈的吉他的演奏，这一切使他不由得感到激动起来，而他也就从恨这首歌曲转变为假装憎恨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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