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瑟尔回到他们的桌边来的时候，耸了耸肩。“她是这儿的常规菜肴。”接着他又用他那广播宣传员的声音说开了。他对他们讲了东柏林和西柏林居民的热量平均消耗量的对比。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说了声“见他的鬼”，又叫了一瓶酒。
那种香槟酒甜得像柠檬汽水，而且汽也太多，喝上去根本就不像一种硬性饮料。葛拉斯和罗瑟尔在谈论德国问题。究竟还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让通过柏林逃到西方去的难民，多得足以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缺少劳动力而在经济上发生全面的崩溃？
罗瑟尔报得出具体的数字，每年逃出来的难民以数十万计。“而且这些人都是他们人才中的精英，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在四十五岁以下。我认为三年就够了。到了那时东德就运转不动啦。”
葛拉斯说，“只要政权存在，就会有国家存在。只要苏联认为有此需要，就会有一个东德政权存在。生活固然会变得十分艰难，可是那个政党仍然会勉强维持下去。你若不信，就等着瞧吧。”伦纳德点点头，嘴里“哼”了一声表示同意。可是他不想发表意见。当他举手示意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就像别人举手时那样，那侍者居然也走了过来。他就又要了一瓶酒。他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愉快过。他们现在已经深入到了共产党人的地盘里面，喝着共产党人酿的香槟，他们都是一些肩负重任、谈论着国家大事的要人。话题转移到了西德，那个联邦共和国。它即将被接纳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罗瑟尔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这就好像从火焰里钻出了一头混蛋的凤凰。”
葛拉斯说道，“你若想要一个自由的德国，那么你就得有一个强大的德国。”
“法国人可不会答应的，”罗瑟尔说道。他转过身来向伦纳德寻求支持。这时香槟端了上来。
“我来付账，”葛拉斯说。等侍者走了以后，他对伦纳德说，“你欠我七个西德马克。”
伦纳德把酒杯斟满。这时那个身材瘦削的女人和她的一个女朋友从他们身边走过，于是他们就换了个话题。罗瑟尔说柏林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富于朝气、性格最为坚强的女人。
伦纳德说，只要你不是俄国人，你就不怕她们不要你。“她们都还记得那些俄国佬在一九四五年打到这里来时的情景，”他的语调平静，颇具权威口吻。“她们都有姐姐，或者母亲，或者甚至祖母，被俄国佬强奸和糟蹋过。”
那两个美国人不以为然，可是他们对他说的话都认真对待。他们甚至还就关于“祖母”的说法取笑了一会。伦纳德一边听罗瑟尔说着话，一边喝了一口酒。
“在乡下，俄国人和他们的部队在一起。城里的那些人——军官和政委——他们对女人都很规矩。”
葛拉斯表示同意。“总有个把傻丫头想和俄国人睡觉。”
乐队在演奏《你将怎么让他们留在农场上？》。香槟甜得发腻，没法多喝。当侍者送来了三杯清水和一瓶放在冰箱里冰过的伏特加时，他们这才如释重负。
他们又在谈论俄国人了。罗瑟尔的广播员那么流畅自如的声音已经不复存在。他汗渍满脸，容光熠熠，映照出他身上那件运动衫的鲜艳的颜色。罗瑟尔说，他在十年前是个二十二岁的少尉，在一九四五年跟随着法兰克·豪莱上校的先头部队，出发到柏林去占领应由美国占领的那部分地区。
“我们觉得那些俄国人都是一些很规矩的家伙。他们死了好几百万人，他们都是一些英勇善战，高大魁梧，办起事来兴致勃勃，喝伏特加像喝水似的家伙。我们在那场战争里面一直送给他们许许多多装备，所以他们当然是我们的盟友。这些都是我们在和他们见面以前的感觉。后来他们打了过来，在柏林西面六十英里的地方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从卡车里下来，张开了双臂迎接他们。我们准备好了礼物，对彼此间的相会怀着无比美好的遐想。”罗瑟尔抓紧了伦纳德的手臂。“可是他们却对我们非常冷淡！冷淡，伦纳德！我们准备了香槟——来自法国的香槟——可是他们连碰都不碰。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使他们和我们握了握手。他们不让我们从那里过去，除非我们把队伍减少到五十辆军车的规模。他们逼得我们只好在离柏林十英里的地方扎营。第二天早晨，他们让我们在他们严密的护送下进城。他们不信任我们，不喜欢我们。从第一天起，他们就把我们当作敌人来对待。他们想要阻止我们把占领区建立起来。”
“这情况就一直继续下去。他们从来不笑。他们从来不想让我们把事情办成。他们骗人，他们设置障碍，他们的心肠很狠。他们的措辞总是那么强烈，即使在一个协议书里的某项技术性的问题上，他们说起话来也是如此。我们为了这个一直在说，见鬼！他们打了一场糟糕的战争，所以他们办起事情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了。我们让步了，我们成了头脑简单的笨蛋。我们在谈论联合国，在谈论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而他们却在全柏林绑架并且殴打非共产党员的政治家。我们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了解他们。你猜怎么样？我们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那些俄国军官都显得闷闷不乐。看上去他们好像知道，他们随时都会在背后挨到枪子儿似的。他们甚至不爱干那些混蛋干的勾当。这就是我之所以对他们恨不起来的原因。这都得怪上面的政策。毛病出在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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