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罗安的听力还没有从刚才的预演中完全恢复过来，对母亲的拜访更是让他感觉依然很低落，甚至有点麻木，他认为自己需要听点鼓舞士气的东西，也许应该听听史蒂夫·埃尔的音乐，后者被西奥称为是严肃人士的摇滚乐。但是，他想听的那张名叫《心灵的秘密》的专辑在楼上，他懒得上去拿，决定用喝酒代替，偶尔瞟一眼电视，等着他的飞机的最新报道。首相正在格拉斯哥演讲。贝罗安打开音量，正好听到首相说，今天参加游行的人数还不及受萨达姆迫害致死的人数多。这是个很聪明的说法，也是唯一能拿来做文章的，但如果他早点这么做就好了，现在太晚了。等到布利克斯的报告之后才这么说，未免让人觉得是在狡辩。贝罗安把电视声音又关掉了。他意识到自己很满足于专心做饭——而且这种感觉并没有在意识到之后有丝毫的减少。他把剩下的贻贝倒进最大的篮子里，用一把蔬菜刷子一边刷一边用水冲。至于淡绿色的蛤子，它们看起来很干净，所以贝罗安只是用水冲了一下。锅里有条鳐鱼的骨头不肯弯下来，好像是想逃避被煮似的。贝罗安用一个木头勺子将骨头往下压，结果鱼的脊椎断裂了，具体地说是在T3以下断裂。去年夏天他曾给一位少女做过手术，她背部在C5和T2两个部位折断，她不过是去参加了一场流行音乐演唱会，只为了看清楚自己的偶像她爬上了树，结果从树上摔了下来。她才刚刚高中毕业，正打算到利兹大学去攻读俄语。在经过了八个月的恢复之后，她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了。贝罗安很快阻止了自己的回忆，他不要想工作的事情，他只想好好地做饭。贝罗安从冰箱里拿出一瓶还剩四分之一的桑塞尔白葡萄酒，全都倒进了锅里。
贝罗安把鮟鱇鱼尾放在一个更宽更厚的菜板上，把它们剁成几大块，放进一只白色的大碗里。然后把对虾外面的冰洗掉，也放进那只大碗里。又找出一只碗，把蛤肉和贻贝放进去。然后把两只碗都放进冰箱里冷藏起来，用盘子当盖子盖上。电视上的画面是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接着科林·鲍威尔钻进一辆黑色轿车。贝罗安的飞机事件被挤出了新闻的头三条，但他一点也不介意。他开始收拾厨房，把他摆在中央桌台上的垃圾一股脑地收到垃圾桶里，擦干净桌子，又把菜板拿到流水下去刷洗。现在该把鳐鱼骨和贻贝熬成的老汤倒进炖锅里了。倒完之后，他想，这锅足有两升半的橘红色的汤还得再煮五分钟。晚饭前他只要把汤再热一下就行了，热的同时再把鮟鱇鱼、贻贝和对虾放进去煮十分钟。他们将就着全麦面包、色拉和红酒一起吃。纽约过后，画面上现在显示的是科威特和伊拉克边境，军用卡车沿着一条沙漠里的公路前行，英国士兵跟在车的后面，镜头转到第二天早晨，士兵们吃着罐头香肠。贝罗安从冰箱的最底层拿出两包野苣，全都倒进一个色拉盆里，放在冷水下面冲。一位官员，刚过二十岁的样子，站在他的帐篷前，正拿着一根棍子在黑板架上的一幅地图上比划着。贝罗安丝毫没有把声音打开的欲望——这些来自前线的录像有种伪装的欢欣和虚假的味道，让他感觉很消沉。他把野苣里的水甩净，倒进一个碗里。至于油、柠檬、胡椒粉和盐，要吃之前才放。晚餐还有奶酪和水果做甜点。西奥和黛西会布置餐桌的。
他的准备工作做完了，这时电视里终于出现了那架着火的飞机的报道，今晚的第四个消息。怀着满腹的疑虑，他就要知道对他自己来说意义重大的消息了，他把声音调大，站在迷你小电视前，用毛巾擦干手。排在第四位，意味着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或者是当局蓄意保持沉默；但事情已经接近尾声——你能明显地听出记者遗憾的口吻。画面上那两个家伙站在希思罗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外面，那个精瘦的飞行员，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旁边站着那个胖墩墩的助手。那个飞行员通过翻译解释说，他们不是阿拉伯人或者阿尔及利亚人，也不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教信徒，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他们从来没去过教堂，也没有带《古兰经》或者《圣经》。最重要的是，他们以自己是俄国人这一事实而骄傲。他们对烧毁的货物中发现的已经毁坏大半的美国儿童色情文学当然不负责任。他们为一家实力雄厚的荷兰公司工作，他们只对他们的飞机负责。是的，儿童色情文学是令人可憎的，但检查载货单上的每一个包裹也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呀！他们最后被无罪释放，等到民用航空当局通知他们可以离开了，他们便将动身返回里加。至于飞机飞向机场时航道的争议也销声匿迹了，两名驾驶员都是按照程序操作的。两个人表示伦敦警察局由始至终对他们都是以礼相待。那个矮胖的副驾驶员说他想好好泡个澡，再美美地喝上一顿酒。
确实是个不错的好消息，但当他离开厨房走向储藏室的时候，贝罗安并没有感到特别的高兴，甚至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是他被自己的忧虑愚弄了吗？这就是所谓的新生活秩序所造成的后果，限制了他精神的自由，剥夺了他猜测的权利。不久之前他的思绪还能够罗列出多种可能性，在更广阔的空间里遨游。他怀疑自己变成了一个易受欺骗的傻瓜，自愿而又盲目地追随着当局施舍给公众的任何一点点新闻素材、观点和推论。他只是个趋炎附势的顺民，眼看着恶龙逐渐变得强大无比，便躲在它的翅翼下乞求庇护。那架俄国飞机正好闯入了他的失眠时段，而他则乐得让这一事件和新闻媒体的一举一动左右他的情绪。那纯是一种假象，误以为自己也是当事人之一。每日关注新闻动态，并且在每周日下午躺在沙发上浏览更多空穴来风的评论专栏，更时常研读长篇累牍的时事追踪，聆听他人对事态的预测，众说纷纭以至于预言还没来得及实现或者落空就被忘在了脑后。他幼稚地以为凭借着这样的热衷，自己就等于是在参与整件事情，究竟该不该向恐怖主义和伊拉克发动战争？可恶的暴政及其罪行累累的统治家族必须被推翻，应当让武器核查进行到底，让虐囚行为公布于众，为屈死在万人墓中的冤魂申冤，让人人得以分享自由和富裕的权利，与此同时也杀一儆百，警示其他的暴君；或者是站在另外一个阵营里反对轰炸平民，避免造成难民和饥荒，抗议非法的国际制裁，平息阿拉伯国家的愤怒，避免刺激基地组织的膨胀。无论他选择哪个阵营，都等于屈从了某一种普遍观点，形同于随波逐流，已经是被同化了。他真认为自己只要犹豫不决——他是否确实如此还不确定——就可以与众不同吗？他比大多数人都陷得更深。他的神经就像绷紧的琴弦，伏贴地随着每一个消息的“拨动”而震动。他已经丧失了不轻易相信的习惯，对其他的观点反应迟钝，他不能清晰地思考，更糟糕的是，他感到自己已经不会独立思考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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