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落后于黛西布置的任务了。他一边用脚趾不时地控制水龙头以添加热水，一边迷离迷糊地阅读着达尔文如何在仓促之间创作了《物种起源》，以及对再版时修改过的结尾篇章的概述。与此同时，身边的收音机也正在播放。不苟言笑的布利克斯先生又一次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人们普遍感觉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战争的理由。当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读进去的时候，就关掉了收音机，又回到书本上重新再来。有时这本传记会让他陷入一种舒适的怀旧情绪，缅怀当初碧草如茵、车水马龙的浪漫英伦；但其他时候这本书则令他沮丧。达尔文用区区几百页的文字就概括了生命的全程——犹如罐装的自制的酸辣酱。尤其当他想到一个生命的存在，及其梦想、亲人和朋友，所有被个人奉为至宝的东西和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一瞬之间轻而易举地灰飞烟灭时，他就会陷入忧郁。接下来当他躺在床上考虑晚餐可以吃什么的时候，这些思绪又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定是下班回来的罗莎琳给他盖上了被子，她甚至可能还给了睡梦中的他一个吻。四十八岁的年纪，却在周五晚上九点半就已经熟睡了——这正是现代高级白领的生活写照。他工作努力，身边的人也均是如此，但这一周他格外辛苦，因为医院的员工中爆发了流感——他的手术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凭借周密的安排再加上分身有术，他得以在一间手术室里实施大型手术，同时监督另外一间手术室里的一名高级实习医师，还兼在第三间手术室进行一些小型手术。他的医疗中心目前有两位神经外科的实习医师——一位是莎丽·麦顿，她的医术日臻完善而且堪当重任；另外一位是尚处在培训期第二年的、来自圭亚那的罗德尼·布朗，很有天赋，也非常努力，但对自己仍然缺乏信心。贝罗安手下的高级麻醉师名叫杰伊·施特劳斯，也在指导他自己的实习医师吉塔·希亚。这三天来，贝罗安一直让罗德尼跟在自己身边帮忙，一同穿梭于三个手术室之间——他的脚步声在打磨过的走廊里铛铛地回响，伴随着手术室的旋转门发出的或低或高的噪音，合成了一首管弦乐团的协奏曲。星期五的手术日程和往常一样，在莎丽为病人缝合的时候，贝罗安走到隔壁为一位老妇去除三叉神经疼和痉挛。这种小手术至今仍能带给他愉悦——他喜欢其中的迅速和精准。他把戴着手套的食指滑进老人的嘴里，试探了一下疼痛的部位，然后瞄了一眼影像强化仪，接着拿起一根长长的探针，从口腔外部刺向三叉神经集中的部位。杰伊从隔壁过来观摩吉塔如何使老人恢复片刻的清醒。探针尖端的电刺激设备抵着老人的脸颊，让她感到一阵刺麻，在她迷迷糊糊地确认位置正确之后——贝罗安一开始就找对了地方——她又再次进入麻醉状态，神经开始接受射频热凝治疗仪的烘烤。这个手术的难度在于要在患者保持轻度的知觉的同时为她祛除疼痛——所有的一切都在十五分钟内完成，三年的痛楚——所有尖锐的、刺骨的疼痛，都彻底结束了。
他轻轻地钳住中脑主动脉上的动脉瘤——贝罗安是医学艺术的大师——并在丘脑的肿瘤上做了一个活组织切片检查，丘脑部位是不可能动手术的。病人是位二十八岁的职业网球运动员，已经出现了急性失忆的症状，当贝罗安从颅内深处抽出探针时，他一眼就判断出那里的组织已经发生了变异，化疗和放射治疗不太可能有明显的疗效。实验室的口头报告证实了他的诊断，当天下午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知了患者年迈的双亲。
接下来是一个开颅手术，患者是一位患有脑膜瘤的五十三岁的小学校长。肿瘤正处于运动中枢神经区，贝罗安透过探针借助脑膜分离器对它采取了彻底的治疗措施，将它从大脑里清除干净。接着，由莎丽进行缝合，贝罗安则到另外一间手术室给一位四十四岁的肥胖患者实施多层腰椎切除手术，他是海德公园的一名园丁。贝罗安在切开足有四英寸厚的皮下脂肪之后才看到病人的椎骨，每当他用力下压切除椎骨的时候，患者都会在手术床上不合作地扭动。接着，贝罗安替一位老朋友——耳鼻喉科专家——打开了一个十七岁男孩的耳道。真奇怪，那些耳鼻喉科的同事们总是逃避自己动手做这么高难度的手术。贝罗安在耳后做了一个矩形骨组织，花了一个多小时，惹得着急要做自己本院手术的杰伊·施特劳斯十分不满。终于，肿瘤暴露在了外科手术显微镜下，一个前庭神经鞘瘤离耳蜗仅三毫米。把它留给自己的专家朋友切除之后，贝罗安急忙出来去实施另外一个也让他有些烦心的小手术——一个大嗓门、带着习惯性不满态度的年轻女子要求把脊髓刺激器从背部移到前面去，而就在一个月之前他才刚把它从前面移到后面，因为她抱怨坐着的时候不舒服。现在她又说刺激器让她无法躺在床上。他在她的腹部切开了一道长口，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把半只胳膊都伸到她体内去寻找电池的接线。贝罗安毫不怀疑要不了多久她还会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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