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个灵巧的弹簧装置把香槟封好，这个小东西是她在多年前的圣诞节送给他的。“留着以后喝吧，”他说，说完两人都笑了。
他们拿好各自的外套，便出门了。她挽着丈夫的胳膊走向门厅，好让踩着高跟鞋的自己稳当些。他举着伞，却殷勤地只撑在她的头上。
“你是演奏家，”他说。“是穿着真丝连衣裙的演奏家。”
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手持酒杯站着聊天嬉笑，声音嘈杂。椅子都已经摆好，但还没有人入座。舞台上，一架法奇奥里钢琴和一个乐谱架也已就位。格雷律师学院的成员、律师学院主管委员、与她在工作上打交道的和她社交圈中的大部分人今天齐聚一堂。三十多年来，她与几十位人士并肩共事或针锋相对，在这儿都能看到他们。各种社会名流，许多均为外院人士，来自林肯、内殿或中殿律师学院——包括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几位高等法院法官、两位最高法院法官、首席检察官，以及二十位赫赫有名的出庭律师。这些裁定他人命运和剥夺公民自由的执法者，很有幽默感，且三句话不离本行。大厅里人声鼎沸。没几分钟，她和杰克就已经看不到对方了。有人走上前来，想向他请教拉丁语。她则被拉进了一场针对一位古怪的主事官朋友的八卦。她站在原地，几乎都不需要走动。不断有朋友过来拥抱她，祝她好运，还有的同她握手。在音乐会之前安排一场聚会，这真是格雷律师学院主管委员会的一项妙举。菲奥娜希望，葡萄酒能让这些听惯了威格莫尔音乐厅里音乐的人们，对她的演奏少一些苛刻。
当端着银托盘的侍者走近时，她心情好极了，顺手拿了一杯酒。这时，马克·伯纳出现在她的视线里。他大约离她五十英尺左右，隔了近一百个人，他朝她摇摇手指，示意她别喝了。当然，他是对的。她向他举起酒杯，小抿了一口。她的一位朋友，英国最高法院的中坚分子，要给她介绍一位“杰出的”律师，这位律师凑巧是他的侄子。在这位自豪的舅舅的注视下，她热切地询问了这位瘦弱又带着可怜的口吃的年轻人。正当她开始希望能与一些更有生气的人待在一起时，她的一位早就认识的中殿律师学院的女性朋友突然闯了进来。她跟她拥抱，随即把她带到一群叽叽喳喳的年轻女律师堆里。她们对她说——虽然是有些开玩笑——好差事从来轮不到她们，只会分配给男人们。
引座员穿过人群，宣布音乐会即将开始。众人不情愿地走向各自的座位。一开始要把美酒和闲聊换成庄严的音乐确实有些困难。但随着玻璃酒杯挨个被收回，喧闹声也渐渐平息。正当她走向舞台右侧角落的台阶时，突然感到有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她转过身来。看见那是玛莎·朗文那件案子里的舍伍德·朗西。出于某种原因，他打了黑领带。这身制服让上了年纪、大腹便便的男人显得既拘束又可怜。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想给她透露一桩尚未见报的趣事。她把身子前倾，好听清他的话。但她的心思早已在音乐会上，心也已渐渐绷紧。她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神去听他说什么，虽然她觉得她已经听明白了。就在她请求这位法官再重复一遍时，她意识到马克已经站在她的前面，正转身焦急地对她做着手势。她站直身子，谢过朗西，跟着她的男高音走向了舞台。
他们站在台阶脚，等待观众安静下来，等待示意他们可以开始的信号。马克问她：“你还好吗？”
“很好。怎么了？”
“你一脸苍白。”
“嗯。”
她不由自主地用一只手的指尖碰了碰头发，另一只手拿着乐谱，她把它拽得更紧了。难道她看上去醉醺醺的？她想了想自己都喝了什么。还没喝完第三杯白葡萄酒的时候，马克就告诫了她，所以总共才喝了两杯左右。她不会有问题的。他扶着她走向台阶，在他们上台站在钢琴旁，向观众鞠躬点头之际，他们获得了如同为主场球队预留的掌声。毕竟，这是他们在大礼堂的第五场圣诞音乐会。
当她坐定，摆好面前的琴谱，调整好琴凳后，她深吸了一口气，再轻轻地吐出来，想把之前谈话的只言片语统统抹去，把那位说话结结巴巴的律师和那帮性格活泼却谋不到好工作的年轻女人抛之脑后。当然，还有朗西。不。没时间想这些了。马克朝她点了点头，示意他已准备就绪。随即她的手指便在这庞大的乐器上弹奏起来，摇摆的和弦悠悠地流淌而出，她的思绪仿佛也跟随其后。男高音的开场极其完美，几小节过后，他们旨意相融，这份默契在排练中几乎未曾有过。他们不再专注于简单地把音唱好弹对，而是能够毫不费力地融入到音乐当中去。她突然觉得自己喝的酒真是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法奇奥里钢琴优雅而深沉的力量令她振奋。她和马克仿佛顺着音符之流悠然而下。他的嗓音在她听来更加温润，音准很好，没有了他有时会出现的不和谐的颤音，可以畅快地捕捉柏辽兹的《维拉内拉诗》套曲中的欢愉，还有之后在《哀歌》中那急速下降的歌词中的悲哀，“啊！无爱地走向海洋！”她得关注自己的演奏。当她的手指触碰琴键时，她感觉仿佛坐在观众的后面，听着自己的演奏，好像她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出场。她和马克一起进入了一个音乐创作的无限空间，超越了时间和功利。她这才隐约地察觉到，有某种东西在等着她回归，因为它隐藏得很深，像是熟悉场景中一个陌生的小点儿。也许它不在那里，也许它并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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