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需要全速讲述的故事。期末考，学年考，一场接一场，然后参加律师授职仪式，成为一名见习律师，荣幸地被邀请到威望卓著的法官议事室；为希望渺茫的案子成功辩护，给早期的职业生涯添上斐然的成绩——“等到三十岁再要孩子吧”：这一主意显得多么顺理成章。而当而立之年真的到来时，她从事务所那里接手了更加错综复杂且值得挑战的案子，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成就。杰克也同样迟疑不决，希望把生孩子这事再推迟一两年。然后，两人齐齐迈过了三十五岁，杰克成为了匹兹堡的一名教师，而她也进入了一天工作十四小时的忙碌状态。她深深埋首于家庭法中，却与自己现实中的家庭渐行渐远，外甥侄女的登门探访还会让她想起家庭的存在。再往后的几年，第一次有传言说她将提前被选为法官，而且需要她巡回出庭。但事实上，她一直也没能收到相关的通知。
转眼菲奥娜到了四十多岁，心中却突然涌起对晚育和孤独症的种种忧虑。不久之后，格雷律师学院广场中开始出现更多年轻的面孔，侄孙与侄孙女开始围着她吵嚷不息，让她意识到在如此这般的生活中还要硬塞进一个婴儿是何等的艰难。然后她懊悔万分地想到去收养孩子，也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咨询——在随后那些马不停蹄的岁月里，怀疑的痛苦偶尔湮没心扉，他们在深夜断然决定求助于代孕妈妈，却在清晨赶着上班的手忙脚乱中不了了之。直到最后，在某个早上的九点三十分，在皇家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宣誓她就职，聆听她在两百位头戴假发的同事前宣誓效忠，宣读司法誓言。她身着法官长袍，在众人面前昂首挺胸，成为一段诙谐讲演中的主角。她知道这时候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她是属于法律的，正如某些女性曾经是基督的新娘。
她穿过新广场，向怀尔迪书店走去。脑中的音乐已渐渐消散，此刻另一种古远长久的情绪却不期而至：自责。她自私自利，执拗易怒，表面不露声色实则野心勃勃。她只顾追求自己的雄心，却还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她选择这条职业道路的本意并非在于自我满足。她还断然拒绝将两三个原本会是体贴、极具天赋的个体降临到这世界。倘若她的儿女还活着，那么，一想到自己也许不会来到这世上，他们一定会震惊不已。所以，现在的一切都是她的报应：必须独自面对这场灾难，没有懂事成熟的孩子关切地打来电话，没有孩子们撂下手头上的工作、召开紧急餐桌会议，给他们愚蠢的父亲讲明道理，把他拉回这个家庭。可是她还会接纳这样的丈夫吗？孩子们还得转而向她劝说讲理。曾几何时，她离成为母亲仅一步之隔：她会有个嗓音沙哑的女儿，或许是个博物馆馆长吧；还会有个别具天赋、不那么安分的儿子，在众多领域脱颖而出，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却会是一个胜她万倍的钢琴家。他们都亲热贴心，在圣诞节和暑假城堡前光彩照人，还会慈爱地逗弄最小的家族成员。
她沿着窄道走过怀尔迪书店，橱窗中的法律书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致。穿过凯里街后，她走进法院的后门。往下走过一条拱顶走廊，又走过一条长廊，往上走了一段台阶，经过数个法庭，又往下走了一段，然后横穿过一个庭院，停在一条楼梯的底部，在那儿甩干雨伞。这里的气息总是让她想起学校，想起冰冷潮湿的石头散发的气味或产生的触感，也让她想起恐惧和兴奋时的些微震颤。她没有乘坐电梯，而是选择步行上楼。她的脚步重重地落在红地毯上，然后向右转向宽敞的楼梯口，那里有一扇扇门，正对着里头高等法院的法官——这场景活像一个圣诞日历她有时这样思忖。在每一间宽敞而书卷气十足的房间里，她的同事们常会忘我地沉浸在手头的案子与审讯中，迷失在细节的迷宫与争论分歧中，每到这时，只有某些特定的玩笑和戏谑才能提供些许防御。在她认识的法官中，绝大多数都有一份精妙的幽默感，但今天早上并没人想逗她发笑，为此她深感欣慰。她大概是第一个到法院的吧。根本不像是经历过家庭风暴那样狼狈不堪。
她在门口驻足。奈杰尔·鲍林——他举止得体，也常犹豫不决——正弯腰在她桌前整理文件。每到周一，他们照例彼此寒暄，询问周末过得怎样。她告诉鲍林，她度过了一个“安安静静的”周末，一边说着，一边将修改后的伯恩斯坦案判决草稿递给他。
今天的日程：首先是那件本该在十点开庭的摩洛哥案子。法院确信，案中的小女孩的父亲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将她迁至拉巴特，也就是说，迁到菲奥娜所在法院不具司法权的地区。现在没人知道小女孩的下落，她的父亲也销声匿迹，急得辩护人不知所措。小女孩的母亲正在接受精神方面的帮助，不过会坚持出庭。庭审意图依据《海牙公约》进行申诉，幸运的是摩洛哥恰是签署该公约的唯一伊斯兰国家。这些都是鲍林在充满歉意的匆忙中告诉菲奥娜的。他在说话时一直紧张地捋着头发，就好像他就是那个劫匪的弟弟。那位可怜无助的母亲——一位身材偏瘦的大学教师——坐在法庭中间时瑟瑟发抖。作为一名精通不丹民俗传说的专家，她将自己的一切都倾注在她唯一的孩子身上。而同时孩子的父亲，也全身心地投入此事，试图鬼鬼祟祟地将女儿从万恶的西方世界中解救出来。此案的文件正躺在菲奥娜的桌上等她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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