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那不太可靠的记忆里，华沙和卢布林之间的波兰是一片广袤无垠、供人开垦的黑褐色田野，一条两旁连一棵树也没有的笔直道路横越其中。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天正下着小雪。我们听从了波兰朋友们的建议，在卢布林市中心下了车，从那里步行前进。以前我不知道，这座城市和集中营竟然距离如此之近：卢布林和马伊达内克，它们紧挨在一起，就像物质与反物质，而正是这座集中营吞噬了占全城总人口四分之三的所有犹太人。我们在集中营大门外驻足，读着一块标示牌上的文字，上面写道，有数十万计的波兰人、立陶宛人、俄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死在这里。四周一片寂静，渺无人迹。有那么一刹那，我心生犹豫，不想进去。詹妮的低声耳语让我心里一惊。
“根本没提到犹太人。看到了吗？一切还是老样子，而且还是官方认可的。”然后她又加了一句，更多的是在自言自语：“黑狗。”
最后这两个字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詹妮其他的那些话，即使不去考虑在修辞上的夸张，其中残存的真实对我而言，也足以把马伊达内克从一座纪念碑、从一种民众为了对抗遗忘而采取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手段，在转瞬之间，变成一种空想的顽疾和现世的危机，一种令人几乎难以察觉的对邪恶的纵容默许。我挽住詹妮的手臂，我们继续向集中营里走去，经过外层的铁丝网围栏和警卫室。警卫室现在还有人用，门阶上立着满满的两瓶牛奶。集中营里异常整洁，铺上了一英尺厚的新雪。我们穿过一片无人地带，双臂都垂在身旁。前方就是监视塔、搭在桩柱上的屋顶坡面陡峭的低矮棚屋以及摇摇欲坠的木梯；它们在两道内部围栏之间构成了一道供人俯瞰的风景。四处都是棚屋，比我想象的更狭长、更低矮、数量更加庞大，充塞着我们的视野。在棚屋后的远方，那座如一艘脏兮兮的、只有一根烟囱的不定期货船的建筑，就是焚尸炉，正自由地在橙白色天空映衬的背景上浮动。一小时里我们什么话也没说。詹妮读着朋友给她的指示，拍下照片。
我们跟在一队小学生后面，进入一间小棚屋，看到屋内的铁笼里塞满了鞋子，有成千上万只那么多，就像被晒干的水果一样压平卷曲着。在另一间棚屋里，鞋子更多，而在第三间里，难以置信的是，数量还要多，已经不用笼子来装了，而是成千地铺散在地板上。我看见一只钉有平头钉的靴子，旁边是一只婴儿鞋，鞋子上温顺的小羊羔图案仍然从尘埃中显露出来。生命变成了廉价的货品。如此庞大的规模，那些可以轻易说出口的数字——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将幻想中人类高尚的同情心和对苦难的合理掌握统统否定，阴险地将人们诱向迫害者们设定的前提：生命是廉价的，不过是堆在一起接受检查的废物。当我们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没有人需要去被释放或是喂食。
我们只是像游客一样在这里闲逛。要么你来到这里，感到绝望，要么你把手更深地插进口袋里，紧攥住带着体温的零币，发觉你已经离噩梦的制造者们又近了一步。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耻辱，我们共同承担的悲惨境遇。我们处在另一边，我们在这里自由地走动，就像从前集中营的司令官或是他的政治领导人所做的一样，四处看来看去，心里对出去的路很清楚，并且完全确定下一顿饭正等待着我们。
过了一会儿，受害者的惨景让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只去想着那些迫害他们的人。我们穿行在这些棚屋中间。它们搭建得这么好，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仍保持完整。从每一扇前门那里，都有一条整洁干净的小径连接我们走过的道路。在我们前方，棚屋群落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我无法看到它们排列的尽头。而这还只是一排棚屋，只是集中营里的一部分；而这里还只是一个集中营，与其他地方的集中营相比，规模还算是小的。我陷入了正邪颠倒的钦佩和阴郁的惊讶反思中。勾勒出这番事业，规划这些集中营，建设它们，如此苦心积虑地布置、运作和维护它们，还要从城镇和乡村中征集供它们消耗的活人燃料。如此巨大的精力，如此热忱的奉献。人们怎么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失误呢？
我们又遇到了那些小学生，跟在他们后面进入那幢立有一根烟囱的砖砌建筑。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也注意到了写在焚尸炉炉门上的建造者的名称。一份特殊的订单被迅速地完成了。
我们看到一只装有氰化物齐克隆B的旧容器，是由达格希公司供应的。在我们出去的路上，詹妮在一个小时里第一次开口了，她告诉我，在1943年11月的一天，德国当局用机枪屠杀了36000名卢布林的犹太人。他们让受害者躺在巨大的坟墓里，然后在扬声器放大的舞曲声中屠杀了他们。我们又谈到了大门外的那块标示牌和上面的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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