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含糊其辞。我给不了他们任何满意的答复，而且，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另外随时可以打电话或者谋面。但就像那些骄傲的年轻情侣们一样，他们克制住了自己，相信谁先打电话，谁就表现出了软弱和可鄙的依赖情绪。
五 分钟后，琼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个神情严峻的秃顶男人坐在床边，手里拿着笔记本。她在哪儿？这个人是谁？他想干什么？她张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慌和惊讶的神 情，令我一时语塞，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安慰她；而当我想好措辞，开始结结巴巴地说话时，话还没说完，她就已经想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想起了她的故事，想起 她的女婿是前来记录这个故事的。
她清了清喉咙，问：“我讲到哪里了？”我们都知道，她的思想刚才陷入了深渊，陷入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裂缝中，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无可名状，毫无关联，这令她害怕。这令我们两个都很害怕。我们不能承认这一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她开口承认之前，我不能先承认。
现 在，她已经知道自己讲到哪里了，正如她知道接下来会讲到什么。然而，在她恢复过来的这一短暂的心理剧中，我发现自己准备抵御这无法回避的怂恿——“第二 天”。我想把她引向别处。“第二天”里发生的故事，以前我们已经回顾过五六遍了。那是一段家族传奇，一个经过不断重复而更新的故事，与其说是记住它，倒不 如说就像祈祷词那样被铭记在心。几年前，当我在波兰遇到詹妮时，就听说了那个故事。我经常听伯纳德说起它，虽然严格来讲他并不是一位目击者。在圣诞聚会和 其他家庭聚会上，这个故事也不断地重演。在琼看来，这件事将是我的回忆录的核心部分，就如它在她的人生故事中所处的地位一样——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 是一段令她人生转向的经历，那次遭遇中显露出的真理，令之前所有定下的结论都必须被重新考虑。这个故事的历史准确性已经居于次要，它所起到的作用才是最关 键的。它是一个神话，被尊为纪录而越发威力灼灼。琼已经说服自己相信，这“第二天”为她解释了一切——她为什么退了党，为什么与伯纳德陷入一生不和的境 地；她为什么要重新思考她的理性主义，她的物质主义；她如何过上了后来的那种生活，到哪里去生活，以及她都想了些什么。
作 为这个家庭的外来人，我一方面被深深吸引，另一方面又心存疑惑。转折点，是讲故事者和剧作家的发明，是当一段人生被压缩成一段故事情节、当道德须从一连串 行动中得以升华、当观众必须带着对角色成长刻骨铭心的印象回家时，所需要的一套机制。醍醐灌顶，真理乍现，转折之点——我们无疑从好莱坞或者《圣经》中借 鉴这一切，以让一段拥挤不堪的记忆沾上点滴追溯往昔的味道。那就是发生在琼身上的“黑狗”事件。我坐在床边，膝上放着笔记本，察觉到了她内心的一丝空虚， 分享着这份眩晕的感觉。我发现，那些几乎不存在的动物实在过于令人欣慰。再次将这段烂熟的家庭轶事搬出来，也许太稳妥了吧。
她一定是在打盹时身体滑到了床上。她努力想坐端正，但是她的手腕太无力，手掌也在床上找不到支撑点。我站起身来想要帮她，可是她一声咕哝，一阵低吼，止住了我。接着她翻过身来，侧躺着面对我，把头嵌进枕头边缘的皱褶之中。
我缓缓地开始发问。这样说会不会伤害她？虽然这个想法还困扰着我，但我已经开口了。“难道你不认为这个世界能够包容你和伯纳德看待问题的方式吗？有人朝内部探索心灵秘境，另一些人则专注于改善外部世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局面吗？多样性不正是构建文明的根基吗？”
这最后一个修辞性疑问，已经超出了琼所能容忍的范围。她发出一下猫头鹰似的大笑声，那副保持中立的皱眉神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无法继续忍受自己躺在床上，一边挣扎着想要坐起来（这次她终于成功了），一边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杰里米，你是我亲爱的老朋友，不过你确实喜欢讲些废话。你太想做个正派人了，想让所有人都喜欢你，想让大家彼此喜欢……哎！”
她 终于坐直了，一双因从事园艺而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扣在床单上。她盯着我，眼里流露出被压抑的喜悦，或是母性的怜悯之情。“那这个世界为什么还没有改善呢？免 费医疗，工资上涨，每家每户都有汽车、电视和电动牙刷——人们应有尽有，可为什么还是不满足？是不是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呢？”
既 然被她嘲弄了，我也就放肆了起来。我的口气有点强硬：“这么说，当今世界是个精神荒漠吗？就算你说得对，这是陈词滥调，那你又怎样呢，琼？你为什么也不幸 福？每次我来，你依然对伯纳德十分怨愤。你为什么就不能息事宁人？这件事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呢？放他一马吧。其实，你没有这样，或者说不能这样，恰好说明你 方法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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