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西莉娅知道，自己不能再把日子耗在那又脏又闷的房间里，躺在烟气氤氲的床上，只手托着下巴，手臂发麻地读着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了。她本想理出父亲这一支的家谱，但只半心半意地开了个头，至多知道在曾祖父开始经营他那家寒碜的五金店前，塔利斯家的先人都是窝在地里干农活的；男人们胡乱地改姓，也理不出个头绪来，而那些照普通法结合的婚姻根本就没在教区里登记。虽然明白自己不该在这里待下去，应该做点打算，但她什么也没做。虽然途径有很多，但都非燃眉之急。她还存了一点钱，足够支撑一年多的光景。利昂数次邀她到伦敦一起住些日子。大学里的朋友也说要帮她找工作——虽然工作肯定是无聊的，但她可以过独立的生活了。舅舅和姨妈都很有趣，也都喜欢见她，比如罗拉和双胞胎的母亲，那个不羁的埃尔米奥娜，此时正和她那个在无线广播电台工作的情人待在巴黎呢。
没有谁要拖塞西莉娅的后腿，甚至没人特别在意她是否离开。她不走并非因为她呆滞懒慵——她常常心神不宁，烦躁易怒。她只是喜欢有走不了的感觉，喜欢有人需要她的感觉。她常告诉自己，她是为了布里奥妮才留下来的，或者是为了帮帮母亲，或者仅仅因为这是在家里的最后一段日子了，而她也想有始有终地过完这段日子。老实说，打点好衣箱，然后乘早晨的火车一走了之——这一点都不能令她兴奋。那只是为了离开而离开。留下来既叫人舒适，也令人烦躁；既是一种自我惩罚，也是一种快乐，或许快乐只是她的期盼而已；如果她离开了，也许有什么坏事会发生，或者，更糟的是，好事来了，而她却错过了——她可错不起啊。还有就是罗比了，他总是刻意保持距离，有什么远大计划也只同她父亲讲，这一点一直让她恼怒不已。他俩从七岁起就认识了，而现在谈话却尴尬不已，实在让她心烦。虽然她认定这都是罗比的错——他可记住自己犯的第一个错吗？——但她清楚自己必须在离开之前摆平这些事。
一股闻上去像皮革似的牛粪的气味透过敞开的窗子传了进来，除了最冷的几天，一年四季都是如此，而且只有离开过的人才会注意到。罗比放下铁锹站着，卷了根烟，这算是他信奉共产主义那时候的遗物了——那股狂热，同他对人类学的万丈雄心，以及计划中的从加莱到伊斯坦布尔的徒步旅行，都一起被抛在了脑后。不过现在，她想抽烟可是要上两段楼梯，然后在几个衣服口袋中翻出一个来。
她走进客厅，把花塞进了花瓶里。这个花瓶是克莱姆叔叔的遗物。克莱姆的葬礼是在战争刚结束那会儿举行的；与其说是葬礼，不如说是重葬仪式，那时的情景塞西莉娅历历在目：装甲车开进村里教堂的墓地，棺材是用军队团部的旗帜裹着的，还有那高举的刺刀和墓地的军号声；但对一个五岁的小孩来说，记得最清楚的还是父亲的哭泣声。克莱姆是他惟一的胞亲。至于他是如何搞到这个花瓶的，在这位年轻的中尉的最后几封家书里边曾作过交代。他当时在法国分区执行通讯任务；有一次，敌军要轰炸凡尔登西边的一座小镇，他在最后一刻成功组织大家撤离，大概救出了五十名妇孺老幼。后来，镇长和其他几位官员带着克莱姆叔叔回到镇里一座半毁了的博物馆。他们从一个破碎的玻璃柜里取出这个花瓶，并把它送给了他，以表谢意。虽然在臂弯里夹个迈森瓷器打仗是非常不方便，但当时他并没有拒绝。一个月后，花瓶留在一户农家保管，后来塔利斯中尉再蹚过大水取了回来，又循原路赶回，在午夜时分同队伍会合。战争快结束时，他被派去巡逻，花瓶就托付给了一位朋友保管。几经周折后，它回到了团司令部，并在克莱姆叔叔葬礼后的几个月后送到了塔利斯家。
精心去安插这些野花其实没有任何必要。它们混在一起，自成一种和谐，特意均分开鸢尾花和夹竹柳兰反而会破坏这种效果，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她还是花了几分钟时间摆弄了一下，好有些自然的杂乱感。这边虽摆弄着花，心里却总想去找罗比。这样她就不用麻烦着上楼了。她觉得有些燥热和不舒服，就对着壁炉上方那块镀金的大镜子整了整仪表。可是，如果罗比现在转身——他正背朝房子吸烟——就能清楚地看见房间里的情形。终于整理完了，她又退回到原处。现在如果她兄弟的朋友保罗·马歇尔看到，应该会以为这些花就是采来后照原样给胡乱塞到花瓶里的了。她明白，灌水前先插好花是没用的——但她还是这么做了；她就是喜欢把花弄来弄去的，并不是每样事情都要做得既正确又合逻辑，特别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母亲喜欢客厅里面有花，而塞西莉娅也乐得照办。灌水的地方在厨房。可贝蒂正要准备今天的晚饭，而且情绪十分吓人。不单是杰克逊或皮埃罗这样的小孩要害怕，就算从村里临时请来的帮工也要怕她三分。现在即便在客厅里，也不时能听到压低的怒骂声和煎锅砸在铁架上的哐当声传来。如果塞西莉娅现在去厨房的话，就要在母亲语焉不详的指示和贝蒂倔强的脾气间调停。显然，应该聪明点儿，到外面的喷泉里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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