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面上的道路在施工，司机破口大骂，我们被迫绕道去古老的市政大厅。当我们转过圆盘，向兰贝斯区驶去时，我一眼瞥见了圣汤姆斯医院。它经历过1940年德国闪电式空袭——感谢上帝，我当时不在——后来重造的建筑和钟楼简直是民族的耻辱。在此期间，我在三家医院工作过：艾尔德海医院、皇家东萨塞克斯医院和圣汤姆斯医院。我将它们融合在描述中，将自己所有的经历集中在一地。这样做确乎扭曲了事实，但这纯然是为了方便起见，其实它是我对真实性的最小的冒犯。
雨下得小了，司机利索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车从路中央驶向博物馆正大门。我只顾着收拾行李，掏二十英镑钞票，撑开雨伞，却浑然不觉停泊在我正前方的小车，直到出租车驶离了我才注意到它。那是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片刻间，我以为它无人照管。其实，司机就坐在方向盘后面，只因为他个子矮小，几乎看不到他。我还不能确定我下面的描述是否真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只要我看到停着一辆没有驾驶员的罗尔斯轿车，我就会想起马歇尔夫妇。这已是多年的习惯了。他们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但并没有激起任何情感的涟漪。我已习以为常。他们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报纸上，报纸上刊登他们设立的基金会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或者他们向伦敦泰特陈列馆捐献其私人藏品，或者向南非洲农业研究项目提供慷慨的资金，还有她举行的盛大聚会，他们向全国性报纸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诽谤活动。因此，当我向博物馆前那对巨型姐妹炮走去时，我的脑海中掠过马歇尔勋爵和勋爵夫人，这并不异乎寻常，可是看到他们走下台阶向我走来，这着实令我吃了一惊。
欢送会由一批博物馆官员——我认出了其中的馆长——和一名专职摄影师构成。两名年轻人为马歇尔夫妇撑伞，他们在柱子旁拾级而下。我犹豫不决，不由得放慢脚步，但没有驻足停步，招人眼目。人们在握手道别，马歇尔勋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他拄着一根拐棍，在我眼里，这根漆棍好像已经变成某种典型标志。他们夫妇和馆长摆好照相的姿势，然后在撑着伞的年轻随从的陪伴下离去。博物馆的官员们仍然停留在台阶上。我想看看马歇尔夫妇到底会走哪条路，这样我就不会与他们迎面相逢。他们向左边的姐妹炮走去，我也尾随他们而去。
在升起的炮管和水泥炮台的掩护下，再加上雨伞倾斜着，我隐而未见，但我却依然能清楚地看见他们。他们默默地走过。人们从他的相片中熟稔了他。尽管他脸上有了黄褐斑和略带紫色的眼袋，但他那冷峻轩昂的富豪气质依然犹存，虽然已不如从前。岁月皱缩了他的脸，一点点夺走他原先的魅力。下巴缩小了，骨质也疏松了。他步伐有些蹒跚，走路有些迟缓，但对于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来讲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他的手却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而且这根拐杖也不仅仅是用来装潢门面的。他对世界的善行经常被人传颂，也许他已花了一生的时间痛改前非。或者说，他毫不犹豫地阔步向前，过着永远属于他自己的生活。
至于我那养尊处优、抽烟成瘾的表姐罗拉，如今依旧活像一条赛狗，身材瘦溜，松身鹤骨，依然忠心耿耿。以前谁会想到这样呢？正如他们常说的，她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听起来也许酸溜溜的，可当我望着她时，我的脑海中确乎闪过这一念头。她身着貂皮外衣，戴着鲜红的宽边浅顶软呢帽。粗犷而不俗丽。近八十高龄还穿一双高跟鞋，步伐矫健，走在路上像少妇一样咚咚作响，一点也看不出她抽烟的迹象。其实，她身上有股乡村健身所所特有的气息。她在室内锻炼。如今，她比她丈夫还要高。她精力充沛，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她还有点滑稽——我是不是在捞救命稻草？她浓妆艳抹，朱唇厚粉。在这一方面，我一直是清教徒似的朴素，所以我自以为我的话并不可信。我认为她骨瘦如柴，黑黑的外衣，火红的嘴唇，分明是一个反派角色；她手持烟斗，腋下夹了只巴儿狗，活脱脱一副Cruella De Vil的风姿。
顷刻间，我们擦肩而过。我继续攀上台阶，然后在三角墙下停住脚步，在这里避雨。我看着人群向车走去。人们扶着他先上车。我看得出他是多么的虚弱。他不能弯腰，也无法单脚点地。他们只好把他抬到座位上。车子另一边的门已为罗拉打开，她身子一曲，极为敏捷地钻了进去，我看着罗尔斯轿车渐渐驶去，融入了车流。我走进馆内。看到他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尽量不去想它，不去感受它。今天已够我忙的了。我去寄存处存了包，兴致勃勃地与工作人员互道早安，这时候我还在想罗拉健康的身体。这博物馆有条规定，每个人必须乘电梯去阅览室。就我而言，电梯空间狭窄，闲聊是少不了的。当我说天气太恶劣了，不过周末定会好转时，我情不自禁地想着刚才在外面与马歇尔夫妇的邂逅。这次邂逅事关健康这一根本问题：也许我会比保罗·马歇尔长命，但罗拉肯定比我长命。这一情形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问题。正如我的编辑所言，出版与诉讼是同义词。但现在我几乎不能面对这一事实。我不想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到这儿是来忙碌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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