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腾空了，活儿却越来越紧。每天早上，病床都被推到房间的中央，这样实习护士们就能用拖把将地板擦光亮。拖把十分笨重，让女孩子们把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可真是要命。地板要一天清扫三次。不用腾空的衣物柜要抹干净，褥垫要消毒，黄铜衣帽钩、环形门把手和门洞要擦干净。那些木制品——门和踏脚板——要用石炭酸溶剂仔细清洗，当然还有床、铁床框和弹簧。实习生们整天埋头于便盆、便瓶的冲洗、擦拭和晾干，直到它们像能上得正式宴会的餐具一样闪闪发亮。载重三吨的军用卡车停在装卸间，运来了更多的床。要它们变得适于摆进病房，挤进它们那整洁的同伴中去，就先得把这些污秽不堪的东西彻底用力擦洗许多遍，再用石碳酸溶液消毒。任务的间歇——大概一天有十来次——实习生们得在冰冷刺骨的水下清洗她们生满冻疮而裂开、流血的双手。与病菌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她们早被灌输了对清洁的狂热崇拜。她们在这里学到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躲在床下的一小撮毛毯的绒毛更令人厌恶了。在那不起眼的表面隐藏着成群成群、密密麻麻的细菌。她们每天都蒸馏、擦拭、打亮、揩干，这已经成为她们职业骄傲的象征了，为此她们必须舍弃一切个人安逸。
搬运工们从停车间里搬来了大量的供给品，包括包扎用品、便盆、皮下注射器、三个崭新的高温消毒器和许多标着“湿敷袋”的包裹——它们的用途未加说明。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打开包裹，盘点物品并开出清单，最后整齐码好。另有一个已被擦过三遍的药品柜也安放好了，塞得满满的。平时它都上锁，钥匙在德拉蒙德护士长手里。可是一天早上，这秘密被布里奥妮窥破了——一排排瓶子的标签上都写着“吗啡”。有别的差事时，她看到其他病房也都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有一间病房甚至已空无一人。它空旷而寂静，显得格外亮堂，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不过，看着这些她也不好置喙多问。一年前，刚宣战不久时，顶楼的病房就怕被炸而弃置不用了。手术室现已转移到了地下室。底层的窗子都被沙袋堵得严严实实，天窗也都用水泥抹死了。
一位陆军上将曾到医院巡视了一番，六七位高级顾问医生紧随左右。没什么仪式不说，连“肃静”的要求都没有。一般地说，在这样的重要场合，病人们的鼻尖都得和最上面一层被单的折缝成一直线。可这回是没时间好好准备了。将军和他的随从们阔步走过病房，时而低声轻语，时而颔首点头，然后便扬长而去。
人们心头越来越沉甸，却没机会打探些确切的消息，因为这是明文禁止的。没轮班的时候，实习生们要么听课，听讲座，看示范讲解，要么就是自修。进餐和就寝时都给管得牢牢的，好像她们是洛迪安私立女子寄宿学校的新生。有一天，当睡在布里奥妮邻铺的女孩菲奥娜在餐桌上把盘子一推，大声宣布——并非针对某一个人——她“无法平心静气”吃下用氧气管蒸熟的菜时，这位南丁格尔护士长便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她，直到她乖乖地把最后一口吃了下去。不妨说，菲奥娜是布里奥妮的朋友。在宿舍里，在预备训练的头一个晚上，她就请求布里奥妮帮她剪右手上的指甲，她解释说自己左手不会用剪刀，平时这活是她妈妈干的。她有姜黄色的头发和点点雀斑，这使得布里奥妮不自觉地警觉起来。不过和罗拉不同，菲奥娜总是大声大气又欢天喜地。她胖乎乎的手背上有一个个“小凹”，她的胸部硕大，常被别的女孩所取笑。她们说这表示她注定会成为一名病房护士长。她家住在切尔西。有一天晚上，她从自己床上探过身来和布里奥妮窃窃私语，说她爸爸有望被召进丘吉尔的战争内阁。可是等到内阁成员名单公布时，那个期望中的姓氏却没有出现。布里奥妮想这事她最好还是别去探问什么究竟了。在预备训练结束后的头几个月里，菲奥娜和布里奥妮没什么机会搞清楚她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不妨就假定她们是的吧。因为她们毕竟没有任何医学背景，这样的实习生为数不多。大部分女孩子们都曾参加过急救培训，有几个甚至还曾是英军志愿救护支队的队员，早已习惯了与血和死尸打交道，至少她们自称如此。
不过要培育友谊谈何容易。实习生们每天在病房里轮班工作，工作完还得学习三个小时，然后睡一会儿。下午茶对她们来说简直是难得的享受。每逢四点到五点之间，她们就会从木头做的板条架上取下刻有各人名字的精巧的棕色茶杯，在远离病房的娱乐室里坐在一处。谈话很不自在，因为护士长会在那儿监视她们，看她们是否行事合乎礼仪。况且，她们只要一坐下来，困倦就会向她们袭来，像三床折叠好的厚毛毯那么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一个女孩茶杯和杯托还拿在手里就睡着了，烫伤了大腿——“真是个练习处理烧伤的绝好机会。”德拉蒙德护士长推门来看个究竟时作如是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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