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把钱包递过去，那个贼拿起来就跑。塞巴斯蒂安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往回朝着高街方向走，去警察局报案。当他跟内勤队长说话时，他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个下三滥或者告密者，因为警察显然是那个逼着人民去偷窃的社会制度的代理人。内勤队长对此事颇为重视，他一直在问那把刀，问刀刃的长度，问塞巴斯蒂安能不能看到刀柄，这让塞巴斯蒂安越来越不安。持械抢劫当然是很严重的罪名。那孩子可能得蹲上好几年监狱。尽管队长告诉他，就在上个月，有个老太太想保住她的钱包，结果被一刀毙命，也没有驱散塞巴斯蒂安的不安。他根本不该提那把刀的。他一边沿着那条街往回走，一边后悔刚才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去报案。他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也算个中产。他应该为自己负责。他再也不是那种把自己的人生悬在绳索上，踩着陡峭的花岗岩峭壁往上攀登，对自己的敏捷身手以及力量和技术深信不疑的家伙了。
抢劫事件标志着他的婚姻走向衰败。尽管莫妮卡对此事不置一词，但显然她不相信他的话。这是个老掉牙的故事。他回家的时候浑身酒气，骂骂咧咧地说有人把他们过节的钱抢走了。那年圣诞过得惨极了。他们只好去问她那位傲慢的哥哥借钱。她的不信任让他愤愤不平，他们互相疏远，只能看在孩子的分上，装模作样地欢度圣诞，越是装得辛苦，他们的关系就愈发苍白冰冷，只落得话不投机半句多。一想到她把他看成了骗子，他的心里便仿佛被荼毒了一般。他工作勤奋，对她忠诚不贰，凡事都不会对她保密。她怎么敢怀疑他！某天晚上，等到内奥米和杰克上床睡觉以后，他就逼着她说相信他关于抢劫事件的说辞。她一下子火冒三丈，既不肯说相信也不说不信。她把话题扯到别处去，这是吵架时常用的技巧，他恨恨地想，她向来精于此道，他也应该学会这一招。她对现在的生活反感透了，她对他说，反感靠他挣钱，反感整天待在家里，而他却可以在外面打拼事业。他们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交换呢？——他待在家里干家务、看孩子，她去找回她的事业，重新出发。
甚至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也觉得这样的前景是多么鼓舞人心。他再也不用面对那些讨厌的、上课没有片刻安宁也从来不肯好好坐着的孩子们了。他可以不用再假装关心他们到底有没有说过一个法文单词。而且他喜欢跟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他可以送他们上学，带他们去操场，在接杰克回来给他吃午餐之前，还能留几个钟头给自己，也许能实现当年未竟的理想，写点儿什么。然后，下午管管孩子，干点轻松的家务活。太爽了。让她去为那点工资卖命好了。可是，眼下他们正在吵架，他可没有投其所好、皆大欢喜的情绪。他硬生生地把莫妮卡拉回到抢劫案的话题中。他再次斥责她胆敢把他当成骗子，他叫她自己跑到警察局里看看他陈述的案情。她以牙还牙，从屋里跑出去，狠命甩上身后的门。
自此，屋里鸦雀无声，弥漫着一股酸涩的气息，假日一过，他便回去上班。学校里一如既往地糟糕。那些孩子正在从当下的文化里尽情地吸收一种自以为是的反叛精神。大麻，烈酒和烟草成了操场上的硬通货，而老师们——包括校长在内——个个困惑不解，半是相信这种叛逆的气氛乃是自由与创意的标志，所以他们应当予以理解宽容，半是警觉如今教学形同虚设，学校即将完蛋。无论“六〇后”到底是怎样一伙人，反正他们已经戴着一副不祥的面具步入了七〇年代。那些据说让中产学生“平静而轻盈”的药物如今在侵害那些在刀尖上讨生活的城市底层人的未来。十五岁大的孩子来上塞巴斯蒂安的课，有的刚吸过大麻，有的喝得醉醺醺，还有的既吸过大麻又喝了酒。比他们更小的孩子在操场上嗑迷幻药，只好派人把他们送回家去。小学生毕业以后在校门口卖毒品，公然带着他们的器物站在那些推着折叠式童车的妈妈们身边。校长心惊胆战，每个人都心惊胆战。
塞巴斯蒂安每天上课时总是拔高嗓门喊，快下班时喉咙常常嘶哑。慢慢地走回家能让他略感安慰，从一个惨淡的环境通往另一个惨淡的环境时，他可以独自想想心事。如今莫妮卡每周四晚在外面上课——瑜伽，德语，天使学，这让他松了一口气。其余的日子，他们回到家也绕着对方走，只有碰上家务问题才聊几句。他睡在空置的客房里，跟孩子解释说他打呼噜弄得妈妈睡不着。他已经准备辞职不干，让她回去上班。可他不会忘记，她以为他是那种会用一顿豪饮把孩子们过圣诞节的钱挥霍殆尽的男人。而且挥霍完还撒谎。显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已经失去了互相信任，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危机。跟她互换角色只是表面文章。他想到可能会离婚，心里不由一阵惊恐。那样会招来多少争吵，闹出多少蠢事啊！他们怎么能让内奥米和杰克遭受这样的痛苦呢？他和莫妮卡有责任把这件事解决好。可他不知道从何下手。他只要一想到那男孩和他手里的切肉刀，怒火就重新燃烧起来。莫妮卡拒绝相信他，拒绝信任他，这一点拉断了他们之间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纽带，在他看来，这压根就是一场骇人听闻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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