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此地终究是一个官僚机构，所有拖拖拉拉的程序都像是跟着政策指令亦步亦趋。我草拟了一封给黑利的信，先交给马克斯，他修改后我写第二稿，接着他再修改一遍，第三稿才交到彼得·纳丁和本杰明·特雷斯考特手里，我花了几乎三个礼拜才等到他们的批示。我将他们的意见兼容并蓄，最后马克斯又略加润色，最后我把这份初稿之后历经五周才定下的第五稿寄了出去。一个月过去了，我们没得到一点回音。我方出面查问，得知当时黑利正在国外搞研究。直到九月末我们才等来了他的答复，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划着横线的纸上草草涂着几行斜斜的字。这笔迹似乎在刻意表明他漫不经心。他写他有兴趣了解更多细节。为了维持生计，他一边攻读硕士一边兼课，也就是说，如今他在校园里有一间办公室。最好在那里碰头，他说，因为他的公寓拥挤得很。
我向马克斯做了最后一次简短汇报。
他说，“那篇登在《巴黎评论》的短篇怎么样？就是那篇讲商店橱窗里的人体模型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塞丽娜！这压根就不可信。任何欺骗自己的人都应该关在精神病医院的禁闭室里。”
“你怎么知道他没进去？”
“那黑利就该让读者知道。”
我离开他办公室时，他告诉我，在甜牙行动中，已经有三个作家接受了自由国际的津贴。我可不能让他、也让我自己失望，迟迟定不下这第四个。
“我想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我们已经落在了所有人的后面。彼得开始不耐烦了。哪怕他不成器，也跟他签吧。”
在十月中旬的某个暖和得反常的上午，放下老一套的日常工作，到布莱顿跑一趟，倒也算是件惬意的事儿，沿途经过如洞穴般昏暗的火车站，空气里闻得到咸味，耳边听到银鸥的鸣叫。我记得我在国王学院草坪上某年夏天演过的一版莎剧《奥瑟罗》里听到过这个词儿。一只笨鸟。我来这里就是找一只笨鸟吗？当然不是。我坐上破破烂烂的只有三节车厢的刘易斯列车，到法尔默车站下来，步行四分之一英里，抵达那栋名叫“苏塞克斯大学”——或者，按照报上的说法，唤作“海滨学院”——的红砖大楼。我当时穿着红色迷你裙和黑色高领外套，足蹬黑色高跟鞋，身背白色漆皮短带单肩包。我顾不上脚疼，沿着砖砌路一步一挨地走到校门口，路上从成群结队的学生中穿过，我看不起那些男孩——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男孩——他们穿得邋里邋遢，都是从额外军需品商店里淘来的衣服，至于那些留着平淡无奇的中分长发、脸上不施粉黛、身上穿着薄纱短裙的女孩子，就更入不了我的眼了。有些学生赤着脚，我满怀同情地猜想他们都是来自落后国家的农民子弟。在我看来，“校园”这个词儿就是一个轻浮的美国舶来品。贝斯尔·斯宾塞爵士的作品坐落于苏塞克斯丘陵的某个褶皱，我一边别别扭扭地朝着那边迈开大步走过去，一边对所谓的新式大学不以为然。平生第一回，我为自己出身于剑桥纽恩汉姆而倍感自豪。一家严肃正经的大学怎么可能是新的？当我穿着这一身做工考究的红白黑三色套装，执拗地踩着剪刀步直奔门房问路时，谁又能抵挡得住我的魅力呢？
我走进的这栋房子也许是“四方院建筑”的典型案例。左右两侧有不少浅水结构，矩形池的四边围着光滑的河床石。但池水已经给排干，腾出的地方堆满了啤酒罐和三明治包装纸。从我面前的那栋用砖石玻璃建筑里传来摇滚乐的节奏和嚎叫。我听出杰思罗·塔尔乐队那令人躁动不安、心潮起伏的长笛声。透过二楼的玻璃窗，我能看见人影晃动，比赛选手和观众们都俯身在桌边，他们正在玩一场桌式足球。这是学生会大楼，毫无疑问。不管在哪里，学生会都是一样的，这些地方专供笨头笨脑的男孩出没，大部分念数学和化学。女孩和唯美主义者与此地无缘。作为一所大学的入口，这里给人的印象很糟糕。我加快步伐，心里很讨厌自己的步子居然不由自主地和着鼓点的节奏走。就像是奔赴假日营地似的。
砖砌路一直延伸到学生会大楼，我穿过玻璃门，来到接待区。至少穿制服的门卫我是熟悉的——那种男人都挺特别，仿佛耐心早已耗尽，而且粗暴地坚信，自己要比任何学生都更聪明。随着身后的音乐越来越轻，我沿着门卫指的方向，穿过一大片空地，走到巨大的混凝土橄榄球门柱底下，进入文科大楼的A座，从另一头穿出来，再向B座进发。他们就不能挑几个艺术家或者哲学家来给这些大楼命名吗？大楼里，我转过一条走廊，看到一间间教师办公室的门上都贴着名言警句。一张钉在门上的卡片写着，“世界是一切事实的总和。”还有一张黑豹党人的海报，用德语写的黑格尔警句，用法语写的梅洛庞蒂格言。纯属炫耀。黑利的房间就在另一条走廊尽头。敲门之前，我在门外踌躇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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