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家的书我都读过。”
“那说到他们你知道该怎么聊的吧。”
“我想是这样。”
“那你给他们排个名？”
“排名？”
“对，你懂的，从最好到最糟。”
“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家……艾米斯是位喜剧小说家，洞察秋毫，而且他的幽默感里有某种冷峻无情的东西。斯多雷是工人阶级生活的编年史家，在他那一路堪称杰出，还有，呃，戈尔丁更难定义，也许是个天才……”
“那么怎么排呢？”
“单论阅读快感我首推艾米斯，然后是戈尔丁，因为我相信他很深刻，斯多雷排第三。”
塔普查了查他的笔记，然后抬起头露出快活的微笑。“跟我做的笔记完全一致。”
我的准确引起一阵赞许的低语。不过我倒不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说到底，这张榜单一共也就只有六种排法。
“这些作家你私底下有认识的吗？”
“不认识。”
“那你认识什么作家或者出版商，或者任何跟这个行业有瓜葛的人吗？”
“不认识。”
“那你遇上过什么作家，或者跟哪个作家共处一室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或者给什么作家写过信吗，就是那种书迷给偶像的信？”
“没有。”
“有没有哪个剑桥的朋友立志想当作家的？”
我搜肠刮肚。在纽恩汉姆的英国文学社里倒是有一拨人渴望朝这个方向发展，不过，据我所知，我那些女朋友后来都去忙各种别的事儿了，比如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嫁人，怀孕，要不就是出国后没了踪影，或者在一团大麻的烟雾中遁入反文化的残渣中。
“没有。”
塔普满怀期望地抬起头。“彼得？”
扶手椅上的男人放下双手，开口说话。“我叫彼得·纳丁。顺便问一句，弗鲁姆小姐，你有没有听说过一本叫‘邂逅’的杂志？”
纳丁手一放开，就露出了他的鹰钩鼻。他的嗓门是音量较轻的男高音——这多少有点惊人。我以为我听到的这个名字应该是一张裸体主义者征求异性朋友的广告单页，可我吃不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接着说道，“你要是没听说过也没关系。这是一份月刊，知识分子的玩意，政治，泛文化之类。还不错，挺有口碑的，或者说，这份杂志覆盖的观点较为广泛。大致覆盖中左到中右，后者更多些。不过重点在下面。它跟大多数知识分子刊物不同，一旦涉及共产主义，尤其是苏联那种，它往往抱着怀疑的态度，或者干脆就是敌意。它支持的是那些如今已经不再时髦的东西——言论自由，民主，诸如此类。实际上，目前它依然如此。还有，在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上，它采取的是刻意低调的态度。你有没有一点儿印象？没有？六年前，先是一家不起眼的美国杂志，再是纽约时报，他们先后披露，赞助《邂逅》的金主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此事恶名远播，很多人振臂高呼，各类作家都表现得义愤填膺。马尔文·拉斯基这名字你一点儿都没听说过？不过没听说过也很正常。四〇年代以后，中央情报局一直都在支持它那套自以为高级的文化观念。他们通常都通过各种基金会，隔开一段距离间接运作。他们打的算盘是诱导欧洲持中左立场的知识分子远离马克思主义观念，凭着他们在知识界广受尊崇的地位，替自由世界说话。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已经撒下大把大把的现钞，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政治联盟。有没有听说过‘文化自由协会’？没听说过也不要紧。
“这是美国人的方式，基本上，自从《邂逅》东窗事发之后，这股潮流就随之破产。每当有某某先生从一个庞大的基金会里冒出来、愿意拿出六位数时，人人都会尖叫抗议。但这终究还是一场文化战争，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及军事事件，值得为之努力。苏联人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把钱花在交流计划上，参观，游览，会议，大剧院芭蕾舞团。此外他们还把钱投入全英矿工工会的罢工基金，通过……”
“彼得，”塔普轻声说，“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要再往下深挖了。”
“好吧。谢谢你。现在尘埃落定，我们决定推进自己的计划。预算有限，没有国际文化节，没有浩浩荡荡、排场华丽的管弦乐队巡回演出，没有飞机头等舱，没有年会大餐。我们付不起，我们也不想付。我们希望做到定位精准，长期有效且成本不高。所以就把你找来了。听到这里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你没准听说过外交部的情报司。”
我没听说过，可我点了点头。
“那么你就该知道这种事情历史悠久。情报司跟我们，还有军情六处都合作了很多年，培养作家、报纸、出版商。乔治·奥威尔临终时给了情报司一份三十八名‘共产主义同路人’的名单。而情报司则帮忙将《动物农场》翻译成十八种语言，同时替《一九八四》做了大量推广工作。这些年他们还培养了几家相当出色的出版企业。有没有听说过‘背景书业’——那是情报司搭的班子，接受财政秘密拨款。真是了不起的玩意。伯特朗德·拉塞尔。盖伊·温特。威克·费伊泽。可是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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