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伊尔福德那所综合性中学里的英语老师——此人对她一生颇具影响力，正如某些老师那样——是一位工党的顾问，没准以前还加入过共产党，通过他的关系，她十六岁那年去德国当交换生。也就是说，她跟着学校组的团去了东德的一个村落，从那里坐巴士一小时能到莱比锡。
“我以为那里过得一塌糊涂。人人都这么说。塞丽娜，其实那里是他妈的天堂啊。”
“民主德国？”
她寄宿在村子边缘的一户人家。那房子模样丑陋，狭窄拥挤的两卧室平房而已，不过那里有半亩果园、一条小溪，不远处还有一座大得足以让你迷路的森林。父亲是位电视工程师，母亲是医生，而那两个不到五岁的小姑娘一下子就爱上了新房客，大清早爬到她床上。东德总是阳光灿烂——当时正值四月，那一年的这段时间恰巧特别温暖。有森林里寻觅羊肚菌的远足，有和蔼友善的邻居，人人都夸她德语讲得好，有人拿了把吉他，还会弹几首迪伦的歌，有一个漂亮的、一只手上只有三根手指的男孩，非常喜欢她。某天下午，他将她带到莱比锡看一场正儿八经的足球比赛。
“没人富有。可他们很满足。十天将尽时我想，不，这一套真的管用呢，这里比伊尔福德强。”
“没准儿任何地方都比伊尔福德强呢。雪莉，你可能只要一走出杜金镇，就能乐在其中。”
“真的，这不是一回事。那里的人们互相关心。”
她的话真耳熟。报纸上有过这样的新闻，还有一部电视纪录片也报道过东德的生活水平已经完胜英国。多年以后，柏林墙一倒，民智一开启，人们这才发现，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民主德国是一场灾难。人们曾经相信也乐意相信的事实和数据，都是党自己创造的。不过，在七〇年代，英国人一味自我割裂，人们普遍喜欢假设世上所有国家，包括上沃尔特在内，都要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了。
我说，“这里的人们也互相关心。”
“哦，好吧。我们都互相关心。那么我们在吵什么呢？”
“一个偏执狂一党制国家，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力。一个活像战俘集中营的民族，诸如此类。”我仿佛听到托尼在我耳边说话。
“这里也是一党制国家。我们的新闻是个笑话。穷人也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哦，雪莉，是吗？”
“议会就是我们的唯一政党。希思和威尔逊属于同样的精英集团。”
“真是一派胡言！”
我们以前从来没谈过政治。向来都只聊音乐、家庭和个人趣味。我以为我的所有同事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我在桌子对面细细打量她，判断她是不是在嘲笑我。她的视线移向别处，猛地从桌子对面伸过手来抓起一支烟。她生气了。我可不想和我的新朋友开足火力大吵一场。我压低嗓门柔声说，“可是，既然你这样想，雪莉，为什么要掺和到这些事里来？”
“我不知道。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我爸爸高兴。我告诉他这是当公务员。我想他们不会让我进的。后来他们居然让我进了，于是大家都很骄傲。包括我。感觉就像是场胜利。可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必须招一个非牛津剑桥出身的类型。我只是你拿来装门面的无产阶级罢了。所以，”她站起来，“还是继续干我们的要紧事吧。”
我也站起来。这场对话很尴尬，我很高兴终于结束了。
“我去把起居室的活儿收个尾，”她说，接着，她在厨房门口逗留了一会儿。她看来像一尊悲伤的雕像，塑料围裙底下鼓出来，她的头发还湿着，粘在额头上，那是茶点之前那通忙活熬出的汗水。
她说，“行了，塞丽娜，你不能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别以为我们就恰好站在天使这边。”
我耸耸肩。说实话，相对而言我觉得我们确实就站在天使这边，可是鉴于她的口气如此刻薄，我不想把这话说出来。我说，“如果东欧地区，包括你的民主德国能自由投票，他们就会把苏联人踢走的，共产党一点机会都没有。他们是靠武力进驻的。我反对的就是这一点。”
“你以为在这里，人们就不想把美国人从他们的基地上赶走？你肯定注意到了——我们别无选择。”
我正打算回答，雪莉一把抓起她的羽毛掸子和一只装着薰衣草油上光剂的喷雾罐，转身离开。她一边去客厅，一边大声嚷嚷，“你对所有的宣传伎俩都照单全收，姑娘。现实并非总是那么中产阶级。”
这下我生气了，气得话都说不出。刚才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雪莉骤然加重了她的伦敦东区口音，这样就能更好地利用工人阶级正直善良的形象来攻击我。她怎么敢如此居高临下？现实并非总是那么中产阶级！真是忍无可忍。她说“现实”的时候用的是那么滑稽的喉音。她怎么能诋毁我们的友谊，说她是我拿来装门面的无产阶级？而且我从来没有一秒钟想过她上的是什么学校，反倒是想过，假如我能去她那所学校，我能过得更开心。至于她的政治观——这一套早就过时的、白痴才会相信的正统观念。我简直想追上她，冲她大喊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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