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到霍尔伯恩的公共图书馆，那里收藏着往期的《泰晤士报》，我在那里查到了那篇讣告。我像个白痴一样浏览着，试图搜寻我的名字，接着，我又看了一遍。整个人生都浓缩在那几栏里，连一个段落都算不上。牛津附属猛龙小学，马尔伯勒中学，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近卫团，西部沙漠战役，一段没有说明的空当，然后就像杰瑞米说的那样去了特别行动处，紧接着就是自一九四八年始，他在军情五处待了四年。对于托尼战时与战后的生涯，我以前是多么缺乏好奇啊，尽管我知道他跟军情五处素有瓜葛。这篇讣告寥寥几笔便交代了五〇年代以后的情况——新闻，著作，公众事务，剑桥，去世。
对我而言，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继续在柯曾街工作，同时祭奠着那座将悲伤隐匿于其中的小神龛。这份职业是托尼替我挑的，他把他的树林、牛肝菌、观点和处世之道，都借给了我。可是我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证物、纪念品和照片，没有信，连一张纸条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约会都是在电话里定的。我很勤快，他借给我的那些书，我都是一边读一边还，只有一本除外：R·H·唐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我到处找它，好多次，我都回到相同的地方孤零零地翻箱倒柜。那本精装书的淡绿硬封被太阳晒得褪了色，作者的名字缩写旁有一圈杯子的印痕，前环衬上用紫色墨水签着简单的“坎宁”字样，笔迹看起来飞扬跋扈，整本书几乎每页上都有他用铅笔作的旁注。太珍贵了。可是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书才会这样，也许是我从耶稣草坪的那个房间搬走时丢的。我仅存的纪念品是一张他后来随手送给我的书签，还有我的工作。他把我打发到莱肯菲尔德宅邸的这个脏兮兮的办公室里。我不喜欢这里，可那是他留下的遗产，如果现在让我到别处去，我可受不了。
我耐心地工作，没有一句怨言，谦卑地服从林小姐的非难——我用这种方式让激情延续。如果我工作效率低下，如果我上班迟到或者怨声载道，甚而考虑离开军情五处，那我就会让他失望。我说服自己，这是在废墟中诞生的伟大爱情，所以我将痛苦一层层堆积起来。Akrasia！我之所以会花费额外的精力，将某些文官的潦草笔迹转化成一式三份、无懈可击的备忘录打字稿，是因为：向我爱过的男人致敬，是我应尽的职责。
我们这一拨新来的一共十二个，包括三个男人。其中有两个是年过三十的已婚商务人士，对谁都没兴趣。第三个姓格雷特雷克斯，他那野心勃勃的父母替他起名马克西米利安。他三十来岁，长着一对招风耳，极度沉默，究竟是因为害羞还是目中无人，我们谁也吃不准。他是从军情六处调来的，此前已经爬到了文官的级别，他跟我们这些新手坐在一起，仅仅是为了看一看我们的系统是怎样运转的。另两个商务型男士也很快就要提拔到文官级别了。无论我在面试时有过怎样的感受，如今我是再也无所谓了。随着我们乱哄哄的培训日渐深入，我领会了此地的大体精神，从其他姑娘的暗示中，我开始接受这样的观念：这个小小的成人世界与其他公共服务机构有所不同，在这里，女人从属于一个低等阶层。
如今我们甚至会花更多的时间，跟登记处的另外几十个姑娘待在一起，学习严格的文件检索与发掘规则，没有人告诉我们，可是我们渐渐领悟：保密许可是一层层同心圆，而我们被扔在外围的一片黑暗中，备受冷落。那些叮叮咣咣作响、时好时坏的手推车载着文件送往整栋大楼的各个部门。它们只要有一辆出点错，格雷特雷克斯就知道该怎么用他随身携带的迷你螺丝刀修好它。于是，那些比较势利的女孩就给他起了个“杂务工”的绰号，她们认定他的仕途前景不妙。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倒是挺幸运的，因为尽管当时我仍然满怀悲伤，却开始对马克西米利安·格雷特雷克斯有了一点兴趣。
偶尔，将近傍晚时，我们会“受邀”参加一场讲座。不去是不可思议的。主题向来都是围着共产主义转，讲它的理论与实践，讲地缘政治斗争，讲苏联赤裸裸的称霸世界的企图。我这么说，弄得好像这些讲座还有点意思，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理论与实务都冗长臃肿，其中大部分是理论。因为主讲人是一位退役的皇家空军，名叫阿奇博尔德·乔威尔，这一整套他自己都钻研过——没准是从什么夜校里学来的——急于将他知道的辩证法及其相关理论跟我们分享。但凡你闭上双眼，便能轻易想象此刻你正置身于某地——好比斯特劳德的某一场共产党会议，因为乔威尔的目的，或者说他的职权范围，并不是为了驳斥马列主义思想，甚至也不是为了表达质疑。他想让我们深入敌人的“内心”，懂得他们的思想，彻底领会它的大行其道，究竟是基于怎样的理论基础。我们这些新手刚刚经过一天的劳碌——一边打字一边试图领会在可怕的林小姐心目中，究竟怎样的事实才值得建立一份档案——此时，乔威尔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演讲让我们大多数人都昏昏欲睡。人人都相信，如果在颈部肌肉松弛、脑袋猛地向前磕的时候被当场抓住，进而颜面扫地，那一定会毁掉自己的职业前途。可是光相信是不够的。向晚时分那重重的眼皮有它们自己的逻辑，有它们自己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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