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她搬来了我的父亲——我和妹妹都管他叫“主教大人”。某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母亲告诉我他在书房里等我。那天我穿着绿色上装，戴着饰有拉丁文箴言——Nisi Dominus Vanum（若没有主，一切皆空）——的纹章，懒懒地倚在他那张只让自家人坐的皮制扶手椅上，而他则端坐于书桌边，像洗牌似的翻弄着文件，一边整理思路，一边哼哼唧唧地自言自语。我以为他要冲着我操练一套“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警世箴言，但出乎意料，他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口吻。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剑桥巴不得别人把他们看成“向崇尚人人平等的现代世界敞开大门”。既然我背负着三重厄运——毕业于文法学校，身为女孩，又要申请一个被男性霸占的科目——那我一定能进得去。反之，如果我申请去剑桥攻读英语专业（我可从来没想过去剑桥，主教大人向来疏于细节），难度倒是会大得多。过了一周，我母亲已经跟校长谈妥。某些科目的老师也被他们说动，不仅照搬我父母的那套说辞，还加上他们自己提出的理由，我当然招架不住。
于是我放弃了在达勒姆大学或者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念英文的志向——我敢肯定如果去那里我一定会开心——转而去剑桥纽恩汉姆学院，在第一堂导师辅导课（这事发生在三一学院）上，我就发现自己的数学天分其实是多么乏善可陈。第一个学期我过得郁郁寡欢，差点逃走。那些长得粗粗笨笨的男孩子，既没有个人魅力，也缺乏人类的其他属性——比如同情心和所谓的“生成语法”，他们跟我以前下象棋时轻松击败的那些傻瓜是同一类人，只不过智商更高一点罢了，他们总是斜着眼睛看着我跟那些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奋力抗争。“啊，是高贵娴雅的弗鲁姆小姐呀，”每周二上午我走进教室，总有位导师满含讥讽地嚷起来，“威尼斯，蓝眼睛！快来将我们照亮！”显然，在我的导师和同学们看来，我之所以学业不佳，就是因为我是个穿着迷你裙、有一头金色鬈发垂于肩胛骨之下的漂亮姑娘。事实上，我学业不佳，是因为我跟几乎所有的别人都差不多——对数学不太擅长，没到那个水准。我竭尽全力想转到英语或者法语甚至人类学专业，可没人要我。在那个年月，人人都恪守规则。将这个冗长而忧郁的故事简短截说，就是我好歹挺住了，最后勉强得了个丙级。
既然我将童年时代和青春岁月一笔带过，那么当然也不能在描述本科生涯时拖泥带水。我从来没坐过剑桥的平底船，不管身边有没有手摇留声机，我既没有去过“脚灯剧社”——看戏总是让我局促不安——也没在剑桥花园饭店的骚乱中被人逮捕。不过，我在第一学期就失去了童贞，似乎分了几次才成其好事，大体而言，整个过程的风格可谓既缄默又笨拙，此后我交了一连串还算合意的男朋友，九个学期里一共有六个或者七个或者八个，到底有几个得看你如何定义云雨之欢。在纽恩汉姆的女同学里我交了几个好朋友。我既打网球也读书。全拜母亲所赐，我选错了专业，可我并没有放弃读书。在学校里我从来没读过诗歌或戏剧，不过，我觉得我从小说中得到的乐趣，要比我那些在大学里每周都得为了应付《米德尔马契》或者《名利场》的论文而挥汗如雨的朋友更多。这些书我也飞快地读过，没准儿也能就此聊上几句，如果身边的什么人能忍受我低劣的理论水准，那我就继续往下说。借着读书，我便可以不去想数学问题。更重要（也许我的意思是“更次要”？）的是，这样我什么都可以不用想了。
我说过我读书飞快。《红尘浮沉录》只用了四个下午，躺在床上就看完了！我可以一目十行或者整整一段，任凭眼睛和思维如软蜡一般轻盈滑过，书页上的种种，便在蜡上落下了新鲜痕印。每隔几秒钟，我就会啪地一抖手腕，很不耐烦地翻过一页，这动静总是让周围的人火冒三丈。我的需求很简单。我不会费心琢磨小说表现的是什么主题，或者遣词造句有多么贴切，碰上对天气、景物和屋内陈设细细描摹的段落，就跳过去。我想要的是能让我信赖的人物，我希望自己的好奇心能给勾起来，想知道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大体而言，我喜欢人物爱得死去活来，不过假如他们试着干点别的，我也不太介意。虽然有点俗气，可我喜欢有人会在结局说“嫁给我”。缺少女性角色的小说如同一片毫无生机的沙漠。所以我从来就不考虑康拉德，吉卜林和海明威的大部分小说亦属此列。我向来不会冲着名气去读书。凡是周围目之所及的东西，我都会拿来看。低俗小说也好，伟大的文学名著也罢，还有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作品——我都给它们同样潦草的待遇。
哪部小说名著的开头如此简洁有力？她抵达的那天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这个开头难道没有冲击力？你难道看不出来？当我跟纽恩汉姆的那些主修英语的朋友说《玩偶之谷》不比简·奥斯丁的任何一部作品逊色时，他们都笑了。他们笑话我，讽刺我，长达数月之久。苏珊的那本书，他们其实一行字都没有看过。可谁会在乎呢？谁会真的关心一个劣等的数学专业学生的幼稚言论呢？我无所谓，我的朋友们也无所谓。就这点而言，至少我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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