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题解
闲话少说，先来解题。麦克尤恩这部唯一获得布克奖的“黑色喜剧”缘何取名“阿姆斯特丹”？
还是来听听麦克尤恩的夫子自道吧。书评人和传记家亚当·贝格利受《巴黎评论》所托，在一九九六至二〇〇一年末之间多次采访过麦克尤恩，采访开始时，老麦正处于他创作“第二期”临近末了，嗣后每逢麦克尤恩完成了一部新作，他们都要碰一次头，而最后一次谈话发生在二〇〇一年冬，当时《赎罪》正高踞英国畅销书排行榜，几个月后在美国又受到热烈追捧。亚当·贝格利在跟老麦详细讨论过他“第二期”的代表作品《黑犬》和《爱无可忍》后，直截了当地问他，《阿姆斯特丹》——这部标志着作家再度转向的黑色喜剧作品的“缘起”又是什么？
麦克尤恩的回答非常坦率：
这部小说出自我跟我的一个老朋友兼远足伙伴雷·多兰之间长期相互调侃的一句玩笑话。我们开开心心地琢磨着要达成这么个协议：如果我们俩中间有人开始罹患类似老年痴呆的病症，为了避免自己的朋友陷入屈辱的境地，另一方就要把他带往阿姆斯特丹接受合法的安乐死。所以一旦我们两人当中有谁忘了带必备的远足装备，或是在错误的日期出现在了机场——你知道，人在年过四十五以后就会开始出现这类事儿了——另外一位就会说，唉，你该去阿姆斯特丹了！有一次我们正漫步在湖区——走的正是小说中的人物克利夫·林雷行走的路线——我一下子想起来两个可能会达成这种协议的小说人物，后来两个人闹翻了，两人不约而同地引诱对方来到阿姆斯特丹，都想把对方给谋害了。一个相当匪夷所思的喜剧性情节。当时，我的《爱无可忍》正写了一半。我当天夜里把这个想法记录下来，然后就把它扔在一边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这两个人物并非在我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才出现的，然后这部小说就慢慢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我们的大师”、“伟大的作曲家”克利夫·林雷，另一位则是英伦一家“全国性大报”、新闻直觉“从来不会出错”、自认“伟大的实干家”的《大法官报》主编弗农·哈利戴；两位“男配角”则分别是富可敌国、能左右其“知识贫弱的读者”之好恶的出版商乔治·莱恩以及现任外交大臣并有极大可能问鼎首相宝座、能直接左右国家未来之内政外交政策的朱利安·加莫尼。从朝到野，从政坛一直到文化界、艺术界以及新闻界，这四个人可谓是真真正正的社会柱石、国之栋梁了。
这四个能呼风唤雨、各自具有无限能量的男人是由一个女人——既睿智又迷人的美食评论家，又身兼摄影师和敢于创新的园艺家、四十六岁上还翻得出完美的侧手翻的莫莉·莱恩联系到一起的：富有的出版商是她的丈夫，另外三位则都是她的老情人，以时间先后排序分别为伟大的作曲家、了不起的报社主编和现任外交大臣。小说的中心情节即“最有交情的两位老友”作曲家克利夫与大报主编弗农先是相互将性命托付，可是在彻底闹翻、反目成仇之后，又分别将对方“赚”到安乐死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同时将对方置于死地。一个多么匪夷所思而又具有黑色喜剧性的故事，一则多么入骨三分且既谑又虐的道德寓言！可是且慢，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抛开阶级和社会外壳、罔顾人物的“外部”角色；孜孜于“向内”开掘变态情感尤其是变态性爱、致力于探索伦理禁忌区和人性阴暗面的“恐怖伊恩”吗？
转向
还是要说来话儿长。
英国是个最注重阶级或者说阶层的国家，如果说法国文学摆不脱的一个关键词是“虚荣”，英国文学则是“势利”，哪怕是几代的作家不遗余力地在反它，反而正说明了它的根深蒂固。麦克尤恩呢？他几乎出身于势利的社会分层制度的最底层，父亲是个粗鲁粗俗兼滥饮无度的军士，母亲则出身农村，十几岁上就辍学当上了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嫁给老麦克尤恩后就成了家庭主妇。受教育呢？麦克尤恩非但无缘高攀牛津、剑桥这两所“古典大学”，就连从维多利亚时期开始设立、以中产阶级子弟为教育目标的中生代“红砖大学”（以校舍建筑多为红砖建筑而得名）都没有份，他读的苏塞克斯大学是英政府在一九六〇年代为了大规模扩展高等教育，为蓝领工人阶层的子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将所有高等技术学院升格而成的产物，典型的所谓“平板玻璃大学”（同样源自校舍多用玻璃外墙的现代建筑特色）。大学毕业后正巧同是“平板玻璃大学”的东英吉利大学新开了一种全新的课程，可以“一边进行学术研究一边写小说”，对于还没有任何清楚的想法之前已经决心要写小说的麦克尤恩来说不啻于“天上掉下个馅饼来”。他于是申请了这个新课程，拿到了硕士学位，而赖以拿到学位的“作品”——不是论文——就是《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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