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自己以外的内容，他唯一引用过的就是约伯的故事，只有两次提到，但即使这样，也看不出他是否真的读过原文。“你好像不大舒服，”有一次他写到他在街上看见我。“甚至显得很痛苦，但你不应该由此怀疑我们。要记住，约伯承受过多大的苦难啊，而上帝始终爱着他。”这里再次包含了一项未经检验的假定，即上帝和帕里合二为一，他们俩会一起决定我们共同的命运。另外一次引用则让我感觉他可能是在拿我当上帝：“我们都在受苦，乔，我们俩都在饱受折磨。可问题是，我们中哪一个是约伯呢？”
临近中午时分，我离开了公寓，手里拿着一只棕色信封，里面装有我细心标注的摘录段落，另外口袋里还装着送给克拉莉莎的礼物。出门时，帕里不在外面。我驻足环顾四周，多少有点期待他会从某棵树后面现身。他的行动规律变了，这让我感到不安起来。从前天早上开始，我就没有见过他。如今我读了相关文献，知道会有哪些可能发生，所以我倒宁愿他出现在我能看得见的地方。前往警察局的路上，我还好几次回头张望，看他是不是在跟踪我。
这个时候，警局里并不忙，但我还是不得不在等候室干坐了一个多钟头。当人类对秩序的需求遭遇自身制造混乱的倾向，当文明与其自身的不满狭路相逢，摩擦以及大量的损耗就会出现。这种摩擦和损耗呈现在每扇门前油毡地毯的破洞上，呈现在接待柜台后面毛玻璃上那道弯弯曲曲的竖直裂痕里，也呈现在那迫使每位访客脱下外套、逼着每个警察换上衬衫、叫人身心疲惫的滚烫空气中。这种摩擦和损耗呈现在两个姿势颓废的年轻人身上，他们身穿黑色太空服，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彼此生着气，一句话也不说；它还呈现在我这把椅子的扶手上那乱刻字样的涂鸦里，其所表达的是满不在乎的叛逆或愈加强烈的痛苦——“操！操！操！”终于，执勤巡官林利疲惫地把我请进一间接见室里，我在他那张泛着荧光般苍白的大圆脸上也看到了这种摩擦和损耗。看上去他很少出门。他不需要出门，因为所有的麻烦都会鱼贯而入。
我有位记者朋友在一家通俗小报跑了三年的犯罪新闻，他建议我，要让警方对我的案子有半点兴趣，唯一的方法就是正式提出申诉，指出警方至今没有妥善处理。这样我就能跳过守在接待柜台里的那个戴眼镜的女人。他们至少得处理这份申诉，而我就可以借此机会向高一级的警察解释我的问题。那位朋友也提醒过我别抱太大希望。接见我的会是即将退休、只想安稳度日的人，他的职责是压下申诉，同时又要显得好像会去处理它们。
房里有两把折叠金属椅，林利挥手让我坐在其中一把上。我们隔着一张带有塑料贴面的桌子面朝对方，桌上满是咖啡杯底留下的圆形污渍。我坐的这把椅子冷冰冰的，整个椅面摸起来都是油腻腻的。烟灰缸是从一只塑料可乐瓶上切下来的瓶底，旁边还有个泡过的茶叶包，蹲伏在一把汤勺上。这里的肮脏邋遢简明地传递出一项挑战：我这是要向谁打报告啊？
在此之前，我已提交了我的申诉，林利终于给我打了电话，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他。当时我说不好他究竟是有点精明，还是愚笨透顶。他讲话时，声音听上去像是被人掐着脖子，喜剧演员有时就模仿这种声音来刻划官僚主义，而这种声音从林利的口中发出则显得有些愚蠢。另一方面，他当时说的话实在不多。就连现在，在他打开档案的时候，他也没说出一句“日安”或者“上回我们讲到哪儿了”这样的寒暄话，就连哼哧几下都没有，只有穿过鼻毛呼出的电子哨音般的呼吸声。我猜想，在这种沉默中，嫌犯和目击证人会忍不住地多说话，于是我也保持缄默，看着他翻阅面前他手写的两页笔记，上面的字体又斜又尖。
林利抬起眼睛，却没有看我，而是直盯着我的胸口。直到他吸了口气准备说话时，那对灰色的小眼睛才和我的视线短暂交会。“这么说，你现在遭到这家伙的骚扰和威胁。你报过警，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没错，”我说。
“他对你的骚扰包括……”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边说边试图倒着读他的笔录。难道他刚才没在听我说话吗？“他每星期要寄来三至四封信，”
“淫词秽语？”
“不是。”
“有性暗示？”
“没有。”
“出言侮辱？”
“也不完全是。”
“那就是关于性方面的东西喽。”
“信里好像并不是关于性的内容。这是一种执迷。他对我执迷到了极点，其他什么事都不想了。”
“他给你打过电话吗？”
“现在不打了。他只寄信。”
“他爱上你了。”
我说：“他得了一种叫做克莱拉鲍特综合征的精神疾病。他处在幻觉之中。他认为事情是我挑起的，并深信我在用秘密信号鼓励他……”
“你是精神病医师吗，罗斯先生？”
“不是。”
“但你是同性恋。”
“不是。”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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