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会了如何快速浏览这些信件。我只看那些内容涉及指责或表达挫折感的段落，努力寻找他有没有再次发出威胁，就像当时在公寓楼外我认为他发出的威胁那样。愤怒洋溢在字里行间，没错。他的心中有股沉沉黑暗，可他太狡猾了，不会把它变成白纸黑字。不过那股黑暗肯定存在，令他认为我是他一切痛苦的根源，使他猜想或许我永远不会与他共居同住，让他暗示这件事可能会“以悲伤收场，给我们带来做梦也想不到的无尽眼泪，乔”。我要的比这更多呢。我期待的就是这个啊。请把武器交到我手上，杰德。只要一个小小的威胁，就足以让我去报警，可他就是不肯给我，他恣意玩弄我，却又缩头缩脑，就像他说我对待他的态度一样。我需要他再来威胁我一次，因为我要吃下定心丸，而在这一点上他却不肯满足我，使我一直怀疑他迟早会对我造成伤害。我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一项针对男性克莱拉鲍特综合征患者的调查中，一半以上的受调查者都表示曾试图向他们执迷的对象施暴。
除了信件以外，帕里在公寓外的露面也成了例行公事。他大多白天来，在街对面的一处位置上站定。他似乎在时间需求和自身需要的压力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如果没看见我，他就会在那里站上一个小时光景，然后步行离开；如果他看见我出了公寓，就会在大街另一侧尾随我走上一小段路，然后转身拐进一条侧街，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藉此，他就能得到足够的接触让他的爱保持鲜活，而据我推测，随后他会直接回到汉普斯特的家中动笔写信。其中一封的开头是：“我理解你今天早晨投来的那一瞥，乔，但我想你错了……”然而，他再也没有提起上次他说决定不再和我讲话的事，我倒突然觉得束手无策了，因为，假如他不肯在信上威胁我，那我就希望他或许能好心让我把他的话录下来。我口袋里一直放着一台小型录音机，麦克风藏在翻领下面。有一次，在帕里的注视下，我徘徊在女贞树旁，双手拂过树顶以留下讯息，然后转身望着他。但他不肯走过来，当天稍晚些时候写来的信中也没有提到这一刻。
他这种爱的模式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即使渊源于我也一样。他的世界由内在决定，受私密需求的驱使，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完整。没有什么能证明他是错的，也不需要有什么来证明他是对的。就算我写出一封热情似火的情信给他，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蹲在自己搭建的囚室里梳理意义，为不存在的交流注入希望或失望的戏剧性情节，永远细致地观摩现实世界，检视生活中的随机布局和混乱的噪音与斑驳的色彩，探寻与他目前情绪状态相关的事物——而且也总能得到满足。他用自己的感觉阐释着这个世界，而世界则在他情绪转变的那一刻为他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绝望升腾，那是因为他从空气中读出了黑暗，或者某只鸟儿的鸣叫声起了变化，告诉他我对他嗤之以鼻。当情绪转为喜悦时，则是出于某种出人意料的愉快缘由——我在梦中传递给他的温馨信息，在祈祷或冥想时“浮出水面”的直觉。
这是一座自我指认的爱情监狱，但不管是喜悦还是绝望，我都无法诱使他来威胁我，甚至无法让他和我说话。曾经有三次，我打开藏在身上的录音机，穿过大街走向他，可他却不愿待在原地。
“那你就滚吧！”我朝他离去的背影大喊，“少在这儿瞎晃悠。别再拿你那些混球的信来烦我了。”可我真正想说的却是：回来，和我说话吧。回来吧，正视你的无助，把你心底的威胁清清楚楚地讲出来。或者你给我打电话威胁我也行，把那些话都存在我的留言机里。
自然，我那天吼的那些话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信里充溢着欢乐和希望的话语。他的自我中心主义无可动摇。我开始恐慌起来。这种逻辑可能会驱使他一下子从绝望转向仇恨，或从爱情转为毁灭，而这逻辑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别人无从猜测；而且，如果他要对我下手，事先也不会有任何警告啊。于是，夜里我就格外小心，把公寓大门锁上。独自出门时，尤其是在夜晚，我会留心注意身后跟着什么人。我坐出租车的次数愈发频繁，而且下车时我也总会先环顾四周。我颇费周折才与当地警局的一位巡官约好时间会面。我开始幻想自己需要带什么武器防身。催泪瓦斯？指节铜套？刀子？我成天做着暴力冲突的白日梦，梦里获胜的永远是我，但我那凡事讲求逻辑的心——那装满无趣常识的器官——深谙，他不大可能直接来找我的麻烦啊。
至少克拉莉莎似乎已经从帕里的头脑中消失了。如今他在信里从不提到她，他也从未试图跟她说话。实际上他是在主动地回避她。每次她离开公寓时，我都要从起居室的窗户往下看。只要透过楼下大厅的玻璃窗一看到她走下楼梯，甚至还没等她走出公寓，他就会沿着大街匆忙走开，等她离开后再回到原地。难道在他的故事里，他相信自己可以不用在意她的感情吗？莫非在想象中，他以为我已经对她解释过了一切，她基本上已和此事无关，或者他自己已经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故事根本就不需要前后一致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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