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下午，我都在伦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度过，查阅一些与达尔文处于同一时代、却更加默默无闻的人物的资料。我想写一篇关于轶闻和叙事在科学文献中消亡的文章，我的观点是，达尔文那一代的科学家是最后一批能在其出版的论文中讲述故事的人，而在今日看来，这种做法已经成了奢望。这里有一封1904年写给《自然》杂志的信，一份通讯员稿件，投给该杂志的一个长期合作通讯项目，研究的对象是动物的意识，尤其探讨了是否可以认为像狗这样的高级哺乳动物对其行动造成的后果具有认知。作者X先生有一位亲密的好友，这位朋友的狗特别喜欢趴在书房壁炉边一张舒适的椅子上。有一次，在吃完正餐后，X先生和他的朋友退到书房里，去品尝一杯波尔图红葡萄酒。那只狗被赶下了椅子，它的主人坐在了这个位置上。狗蹲在炉火旁，在沉默中静静地待了一两分钟，然后来到门边，呜呜叫着让人放它出去。它的主人热心地站起来穿过房间，这时X先生看到，那条狗猛冲回来，又一次占据了它最喜爱的位置。有那么几秒钟，它的嘴边露出了一丝毫不掩饰的得意表情。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那只狗肯定有一个计划，它对未来有一种知觉，知道自己能通过深思熟虑的欺骗手段去改变现状，而在开展行动的意向和达到目的后的欢喜结果之间，肯定有一种记忆行为起到了中介作用。这篇文章里让我感兴趣的是，叙事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如何遮蔽了科学的判断。从任何科学考察标准来讲，这个故事，无论有多么动听，都是在胡说八道。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印证，也没有任何术语可以定义，它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例子，一种赋予动物人格体现的可笑的拟人论调。我可以很轻松地用一种说法来解释这件事情，从而让它变得更符合生物的自然反应，或者把那条狗描述成一种命中注定要永远活在当下的可怜生物：被主人赶下椅子后，它在炉火旁找了个次佳的位置蹲下，在那里舒舒服服地烤火取暖（而不是在动坏脑筋），直到发觉自己需要出去撒泡尿，于是它便按着平时主人教它的做法去了门边。突然，它注意到那个自己无比珍视的宝贵位置又空了出来，便一下子忘记了从自己膀胱里传来的内急信号，跑了回去，重新占据了椅子。那副洋洋得意的表情不过是它高兴情绪的瞬时表现而已，或者仅仅是观察者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狗身上的心理映射罢了。
我自己就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皮质光滑的大扶手椅上，看到眼前的三名读者都在睡觉，每个人的大腿上都放着书或杂志。图书馆外，圣詹姆斯广场上车流熙攘，喧闹无比，就连送快件的摩托车也像其他人节奏紧张的高速运动那样，听来令人昏昏欲睡。阅览室内，隐蔽的古老管道中传出低沉含糊的汩汩水声，而在附近，传来一下脚踩在地板上的嘎吱声响。有个人站在杂志架后面，我看不见他的身影。他挪动了几步，停了一两分钟，然后又开始动弹。仔细回想起来，我发觉，从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种声音的出现直至现在，已经将近有半个小时了。我心想，自己是否可以和这个家伙讲讲道理，请他保持静立，或者建议他拿上一叠杂志，然后安静地坐下来。那个叫我烦心的家伙又稍微动了一下，闲庭信步，传来四声嘎吱嘎吱的响动，然后一切复归宁静。我继续阅读X先生的文章，想了解他对犬类心智能力的论述，但现在我的心已经分神了。当那个人开始穿过房间往外走的时候，我决定，即使我现在从纸上看不进任何东西，我也不会抬起头去看他。但随后，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只看见一只白鞋，还有红色的什么东西从我眼前一闪而过，然后，弹簧门“吱”地发出一声叹息，合上了。那扇门正通向阅览室外面的楼梯。
既然那个浪费时间的好动家伙已经走开，我的烦恼又转移到了图书馆的管理上。众所周知，这座图书馆里面总是有噪音，特别是书架上那一排排嗡嗡作响的荧光灯，没人能修好它们。或许我在威尔康图书馆里会更高兴一些。这里的科学类藏书少得可怜，仿佛人们只需要通过阅读小说、历史和传记类书籍就足以了解这个世界。这座图书馆难道是科学文盲开办的吗？他们怎还敢自诩接受过教育？莫非他们真以为只有文学才是我们文明中最伟大的知识成果？
我在心里痛骂了足足两分钟。这股愤怒团团包围着我，让我对自己视而不见。然后我猛地回过神来，因为单纯的自我意识突然苏醒了，告诉我就算是那位X先生也无法为他朋友的狗代言。当然啦，让我焦躁的并不是那吱呀作响的地板或图书馆馆方，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尚待我自己去弄明白的情绪状态。我往椅背上一靠，开始收拾笔记。这时我仍未领会到那只鞋还有颜色所提示的意义。我盯着放在大腿上的那页纸，在我的思绪失去控制之前，我所写下的最后一些话是“意向性，意图，企图驾驭未来”。当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它们指的是那条狗；可现在，当我重新阅读它们时，我开始烦躁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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