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与意志力越强，潜意识就埋得越深。在这种情况下，意识与潜意识原型的分离变得非常容易。在得到自由后，意识斩断了本能的锁链，最后达到了彻底抛弃或与潜意识对立的境界。从此意识深植于潜意识的根被拔掉了，也不用再讨原型权威的欢心。它有着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由，同时也藐视一切神明。意识的确是爬升至尘世之上，甚至是人类之上了，但对于社会上意志比较软弱的人群，意识仍然有着被潜意识颠覆的危险。人们其实还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潜意识绑在高加索山上。中国人会用基于易学的话说：在阳发展至极点的一刻，阴就产生了，所以黑夜实际上从正午就开始了。
处在医生的位置，我看到了戏剧性的情节在生活中上演。比如说，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呼风唤雨，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危险。他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变得像一个怨妇而且长期卧病在床，最后彻底被毁了。患者的态度从阳性变为阴性的过程也十分完整。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圣经·但以理书》的尼布甲尼撒王身上，一种凯撒式的疯狂。从意识的角度出发，过度的一边倒和与其相呼应的潜意识的阴性反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病指的是对意识的偏心，过度重视意志力，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我绝不是想贬低人类意志力的崇高道德价值，意识和意志仍旧是人类最高的文化成就。但是，如果自我意识反过头来摧毁人类，那它又有什么用呢？意志与能力保持一致的和谐比道德体系对人类更有好处。道德体系是野蛮的象征，相比之下智慧对人类更为有益。当然，这也许只是我在用一个不得不在对过度文明的觉醒中为病人答疑解惑的职业医生的眼光看问题。
无论怎样，事实就是，被狭隘与偏执激励的意识离原型越来越远，人终有一天会崩溃。在灾难发生之前的很长时间，许多预兆已经显现，其中包括走神、焦虑、生活没有方向，以及在一些情境和问题上较真纠缠等。一个心理医师在诊疗时会发现，潜意识无时无刻试图推翻意识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潜意识不可能与意识融合，当然意识为潜意识所吸收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通过人类的理智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逃避这种冲突，我们会问，到底什么是个性的完整？对这种完整性的追求是否必要？正是在这时我们来到了自古以来东方人走过的大道上。中国人能找到这条路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加剧人性本有的对立面之冲突，以至于失去两股势力之间的联系。这种原始的思维，是是与否之间的紧密无间，而不是非黑即白。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到相对的两股势力之间的碰撞，因此他们找到了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印度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境界。
我们讨论的这部经典所说的就是这样的方法，它提出的问题我的病人们也同样面对。要是一个西方人一上来就开始修炼中国瑜伽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是在他的意志力要求下做这件事，这样做就会加强意识对潜意识的压迫而造成本来想要避免的效果，这时神经官能症会加重。对我们不是东方人这一事实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与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另外一个错误是我们以为每个精神病患者都必须走书中提供的这条路，或认为这一方法是精神病问题全过程的解决方案。其实，这一方法只对那些意识已发展到不正常程度的病人才有效，这些人的意识离潜意识越来越远。这种对病人高度的觉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对潜意识在心里占统治地位的病人使用这种方法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样的原因，这种方法对中年(一般在35到40岁之间)以前的人也意义不大，如果开始得太早肯定会造成伤害。
我在治疗中寻找一种新方法的原因是，我发现除非破坏人性中的某一面，病人的最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一直有一个不太可靠的信念：根本上说没有看不好的病人。因为我亲眼看到一些病人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摆脱了曾经将另一些人毁掉的疾病。通过更进一步的观察，我发现这种超越与治愈是一种意识的更高层次。在病人的视野里出现了更高的兴趣点，而随着这一兴奋点的改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变得没那么紧迫了。他的问题没有得到逻辑的解决，只是当遭遇新的更强大的生活驱动力时，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弱。它没有被压制或沉入潜意识，它以新的形式出现并与以往划清了界限。在一个较低层面造成巨大矛盾冲突和疯狂式爆发的问题，现在就像是在山头上往下看到的山谷里的大雨，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暴雨不是真的，不同的是之前你身陷其中，现在一览众山小。当然对我们的心灵来说，我们既是山谷也是山峰，要想不食人间烟火是对自己估计过高了。人还是受到潜意识的冲击，为之所动，被它折磨，但同时这个人也清楚有更高一层的意识，而不会把自己和这种随时变化的感受等同起来。这个高级别意识会客观地看待这些感受，然后告诉自己“我知道我在受苦”。我们这部经典论及昏沉时说：“昏沉而不知，与昏沉而知，相去何啻千里。”这一说法完全适用于潜意识对我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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