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论“梦魂出窍”，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铨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吃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录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伎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伎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扇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伎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竞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鹭、柳荫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辞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的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辞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伎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以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幾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生中之难划分一样。不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魅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憔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和穷苦一样，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辞都与“苏慵”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宋一代的大词家，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伎，他只是喜爱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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