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中，他列举了中国古代诸多忠直臣子：春秋齐国不畏死亡直书权臣弑君的太史兄弟；春秋晋国不畏权贵直书历史的董狐；秦末在博浪沙行刺暴君秦始皇的张良；西汉出使匈奴被扣多年始终不背国的苏武；三国时大义凛然的巴郡太守严颜；西晋时以身蔽帝的侍中嵇绍；唐朝“安史之乱”抗击逆贼于睢阳的守将张巡；唐朝宁死不屈临死大骂胡贼的常山太守颜杳卿，等等。接着，笔锋一转，他又列举怀有高洁心志的古人数名：东汉末年避乱辽东不肯同流合污出仕的管宁；誓讨篡国贼的诸葛亮；西晋击楫中流、一心收复国土的祖逖；不肯与朱粲同流合污的唐臣段秀实——所有这些仁人志士的品德、志气，如同支撑天地的道德巨柱，是人生天地之间的根本所在。
所以，虽然是阶下囚，虽然是失败者，虽然是亡国臣，文天祥一腔精忠之气，千年万世，仍不断鞭策后人，使我们在这一代完人的悲歌慷慨之中，感受到我们伟大民族悲壮、雄烈的人格力量。
在《正气歌》的序中，我们可以想见那间囚室冬冻夏蒸、秽气逼人的酷劣环境，而这位先前过惯了奢华生活的美男子能如此安之怡然。这让笔者想起另外一个人，明末的大叛臣洪承畴。他刚刚被清兵生俘时，也曾想学文天祥，为国死节。可是，窥视他的满人从他在牢房中掸扫衣上尘、坐立不安的举动中，认定他不能守其初衷。果然，劝降之下，生性有“洁癖”的洪大人最终没能做成“忠臣”。其实，有无洁癖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心里是否有“洁癖”，是否存有那股冲天而上的“正气”。
同样是朝廷重臣，同样是读书人出身，同样有过奢华放纵的青年时代，“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生死之际，人格高下立见分晓。
文天祥与洪承畴，只是一念之差！
由于急需治国人才，忽必烈遍访大臣，多数汉人降臣仍推荐文天祥。其实，这种心理也很微妙，似乎文天祥也降了，这些降臣心理上能感觉好过些。中国文人，只要脑袋留在脖子上，就不能不思考“身后事”的问题。
于是，忽必烈派先前以福州献降的王积翁去牢狱，劝告文天祥到新朝为官。
文天祥表示：“国亡之后，我只欠一死。倘若新朝存宽容之心，使我能以道士身份返归家乡，我当可以考虑。如此，他日也可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得备顾问。如果我现在做元朝的官，平生德业，皆一丝无存，新朝又怎能容下我这种反复之人！”
文天祥此时，其实是动了以道士身份回乡重新组织抗元大业的念头。但在形式上，他坚持原则，决意不搞假降真叛那一套。
王积翁倒相信了文天祥一席话，朝会上，他联合十名宋朝降官上奏，请忽必烈允许释放文天祥归乡，并允许他为道士。
留梦炎智商很高，十分忌讳文天祥被释。他闻奏连忙出班，奏称：“文天祥得释，必定在江南搞恢复宋国的大事，到时，置吾十人于何地！”
忽必烈深觉有理，便暂时压下释放文天祥的事情。隔了一段时间，忽必烈觉得文天祥始终不屈，敬佩他的人品，便又想释放他，想以此成就元朝不杀忠臣的“美名”。
朝议时，曾在江西与文天祥打过仗的宰臣麦术丁坚执不可，认为放文天祥就等于放虎归山。
1282年年底，有闽僧上言忽必烈，说是“土星扰帝座”。元朝诸帝皆是大迷信之人，正惊疑间，又有人报称大都以南的中山一带有人造反，自称是宋朝皇帝，拥众千人，声称要进攻大都来劫“文丞相”。
此前不久，为忽必烈敛财的权臣阿合马刚刚被汉人王著等人所杀，元廷内部诸派斗争激烈。在此情况下，为防止宋朝死灰复燃，忽必烈下令把被俘的宋恭帝及宗室人员皆迁于更北的上都。
然后，他招文天祥入宫，亲自做最后的劝降。
望着殿下面容清癯、一身褴褛囚服的文天祥，杀人不眨眼的忽必烈心中顿生敬意，他以罕有的温和语气，劝文天祥说：“汝以事宋之心事我，当以汝为宰相。”
“我文天祥为宋朝宰相，安能事二姓！愿赐我一死，足矣！”文天祥朗言。
忽必烈叹息，仍旧不忍心下令杀文天祥，令卫士押之回狱。
朝廷之上的蒙、汉各族官员皆纷纷上奏，劝说忽必烈把文天祥杀掉，以绝后患。
思虑再三，忽必烈终于同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至大都柴市刑场，从容就义。临刑前，由于多年被囚禁于斗室，文天祥已经丧失方向感。于是，他问观刑之人南方故国方向何在。
得到指示后，文天祥南向再拜，礼毕，索笔为诗一首：
昔年单舸走淮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云变，气入烟岚草木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关河黯淡路茫茫。
写毕，他对执刀的刽子手说：“吾事毕矣。”
微笑间，大英雄伏首受刑。时年47岁。
大都观刑百姓上万，皆感动流泪。
死后，刽子手发现文天祥衣带里留有一封绝命书：
死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以他鲜血淋漓的头颅，为大宋王朝画上了一个惊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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