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中，郑成功向清朝摊明了自己的底牌。而他给其兄弟郑世忠的信，更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心声：“……夫虎豹生出深山，百物惧焉。一旦入槛阱之中，摇尾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自指）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从给兄弟的信可以看出，郑成功《庄子》读得不错，书信内容酣畅淋漓。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郑成功并非百分之百的明朝忠臣，实乃割据之雄。在他的血液中，由于有日本人和商人的因子，所以遵循的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真乃一大忍人！
清朝两广总督李率泰对郑成功的心理最能言之而中，他写信相讥：“阁下自诩忠臣，无三省之封，即舍清而忠于明；有三省之爵，则弃明而忠于清，真可笑也！”
表面上看，郑成功借谈判之机，获取了不少时间和银饷，但从南明全局上看，“郑清议和”，贻害匪浅。
首先，张名振、张煌言率鲁监国余众三入长江，声势浩大，船队上面高悬大明旗帜，几次在南京江面驶过，大振江南民心。但是，他们恰恰因兵饷不足，陆战无力，急需支持和后援，而当时郑成功因与清谈判，对二张的进取不予支持，使得他们的长江之举最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落寞之余，二张怅然退回。
其次，李定国两次率军入广东，千方百计争取郑成功军队的响应，准备共襄复明大业。郑成功均是书面答应，虚与委蛇，从未真正派出队伍打击清军，他既不派出军队对清军予以牵制，也没有登陆与清军实战，致使李定国在肇庆和新会两次大败。
郑成功背信弃义，从来只是口头上表示与李定国会师两广，实际上他心中只考虑本人及郑氏家族的利益。为了作和谈姿态给清朝看，郑成功不仅软禁李定国使者，又拒不出兵增援李定国，使得对方孤掌难鸣，功败垂成。这样一来，李定国收复两广、攻取江南的战略计划落空。最后，李定国只得改变方针，提军往安龙“搭救”永历帝。南明复国之希望，全然成空。
所以，跋扈称雄图割据，郑成功确实是个厉害高手。但言及忠勇仁义报国家，他与李定国相差甚远。
“郑清议和”破裂，郑芝龙的日子就所剩无多了。很快就有清廷御史龚鼎孳弹劾他：“子于海上用兵，父在京城高枕无忧……将为肘腋之患。”这位龚爷是李自成入京后投降的前明大臣。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杀殉国，他说：“我想死，但小妾不肯让我死。”他的小妾也很有名，乃名妓顾横波。多名汉人降官争先恐后献计上疏，要顺治皇帝对郑芝龙一家灭族处理。
拖到顺治十四年，家人尹大器告发郑芝龙密谋不法。清朝廷议，决定要把郑芝龙和他在京的四个儿子与其弟郑芝豹一并杀掉。
顺治帝“开恩”，批旨表示要“从宽”处理，于是清廷把郑氏一家流放于宁古塔。但是，顺治帝不放心，下旨要地方军队对郑芝龙等人“加铁链三条，手足杻镣”，严加看管，以免被郑成功派人救走。
郑芝龙在臭烘烘、冷冰冰的宁古塔地牢的屎尿堆中熬了四年多，忽然北京传来消息，顺治帝驾崩，康熙继位。清廷密议，决定诛除郑芝龙及其四子，以免后患。不仅如此，郑氏家族所有在清朝统治区的三族之亲，皆遭斩首，家产全部抄没。
老海盗郑芝龙折腾了一辈子，落得如此下场，真让后人叹息。“背恩事仇，教子以贰”，这八个字，可为郑芝龙“盖棺定论”。
对郑成功来讲，“郑清议和”确实让他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增强了一些实力。
永历八年（1654年，顺治十一年），清军漳州守将投降，郑成功趁机攻占泉州。清廷震惊，即刻发大兵前来打击。由于陆战非郑成功所长，他下令士兵摧毁漳、泉二州以及所署县城的城墙。所有大砖巨石，皆搬运一空，全部用于厦门、金门等地的工事修造。
由于派饷毁城，郑军给当地居民的印象非常不好，百姓皆称之为“海寇”。确实，郑军不少军将是海盗出身，劫掠习气十分严重。
从漳州、泉州一带陆地回撤后，由于郑成功擅长水战，他派舟师北进，与张名振等人在苏浙扩张，重新占领了舟山群岛。
南明大臣张名振是军将（游击）出身，郑成功对他十分忌惮，在派心腹将领陈六御“监师”后不久，遣人毒死了张名振。
张名振乃抗清名将，他为复明奔波多年，背刻“赤心报国”四个大字，可称是明朝忠臣。此前舟山为清军攻陷，他的母、妻、子均投火自杀殉国。缟素入城后，寻尸不得，不久，他即遭郑成功下毒。弥留之际，张名振握着前来探视的张煌言之手，说：“我君恩、母恩均未报答，如果我母亲尸体找不着，也不必葬我尸骸！”言毕，他以手击床，含恨而死。从此以后，苏浙一带原鲁监国一系的明军，皆对郑成功满怀怨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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