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帝一死，刚一即位的宇文赟马上就想到了自己这位功高盖世的叔父。某晚，他下诏宗室诸王入见，大家齐聚殿门时，独召齐王宇文宪入见。刚刚进门，殿门忽闭，一群壮士拥上前死死按住这位皇叔。宇文宪辞色不曲，陈说自己没有任何罪过。旁边录记证词的文吏就劝他：“以大王您今天的情势，还用得着说这么多吗。”宇文宪一声慨叹：“我位重属尊，贵为皇弟帝叔，一旦遭逢此难，也是死生有命，并不想还能活下去，……我只是留恋老母在堂，无人奉养呵……”话音刚落，壮士一拥而上，把这位齐王缢死于堂。时年三十五岁，所生六子，除长子宇文贵先前病死，其余五子一并伏诛。封建时代讲究斩草除根，这种下场并不奇怪。依理深究，如果宇文赟是幼主即位，主少国疑，尊亲大臣们为国家大计出发，诛杀像宇文宪这样位望尊隆的皇叔并非是什么坏事，这种作法能维持封建皇统的正当延续，说不定宇文宪会像北齐的孝昭帝高演那样把侄子从皇位上驱除自己来做。但宇文赟那位时年已二十，青春正盛，乾纲独揽，马上以无名之罪冤杀这位仁德善战的叔父，顿时大失天下所望。
宇文赟当太子时周围有硕儒指导，读书很多，对汉族的典籍很有研究。按理说这位青年皇帝天资不低，但偏偏是只知断文取义，只尚浮皮表面的东西。他上台后不久就大会群臣，规定大家都按古制穿上汉魏衣冠，峨冠云带，博领大袖，飘然欲仙，好看是好看，但实用性肯定不如他父亲周武帝在世时的窄紧胡服实用。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乱世之中占了不少先机，宇文赟一反其道，采用汉魏朝仪，华而不实。当然，他身死以后，那位老丈人杨坚建立隋朝，由“胡”变“汉”的过程倒为他本人先完成了大半。
刚继位时，宇文赟又认为周武帝的《刑书要制》里刑罚太严酷，便下旨废除。为了收买人心，又大赦囚犯，一时间盗贼们纷纷从牢里跑出来，乡里为患。见到国家量刑过轻，周围人也纷纷“以身试法”，社会一片混乱。南北朝时期四分五裂，群雄环立，所谓“乱世用重典”，周武帝的刑法应该是必要的。宇文赟年青小伙子不懂事，按书本治国，不知变通，不谙时事，一时间搞得自己下不来台。加之他本人又“奢淫多过失”，为了慑服臣下，又颁布新法《刑经圣制》，上演祭天告地行新法的把戏，刑罚比周武帝时更重，臣下人民小有过失，马上就会被砍头灭家。
几个月后，宇文赟忽然又想起自己被父皇杖打的旧事，他闲聊似地问宠臣郑译：“我脚上的杖痕该怪谁啊？”郑译马上回答：“都怪王轨和宇文孝伯！”本来这两个重臣皆无私心，当时周武帝在世时皆良言谏劝，希望太子宇文赟能自强自立。当时，王轨曾假装酒醉，摸着周武帝的胡子说：“这么好的一个好爸爸，可惜没有好儿子！”周武帝当时也深知宇文赟好酒好色不成器，但次子更加无德无能，别的儿子又是孩提儿童，最终也没有采纳王轨之言。至此，宇文赟念起“旧恶”，加上郑译挑拨，把王轨杀死在徐州任上，把宇文孝伯赐死于家。王轨被杀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知道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对亲信说：“徐州地近陈国，如果我想保全自己的话易如反掌（意指投降陈国），但是忠义之节不可违，况且先帝（周武帝）对我恩重如山，不能忘怀。我就在此地等死吧，希望千载以后还知道我的一片忠心……”
古人父母死后，起码要居丧三年，不能听音乐，不可嬉笑，还要穿朴素无装饰的衣服。宇文赟全然不顾这些丧仪。他天天在殿前观看歌舞表演，其宠臣郑译又把被周国灭掉的北齐末帝高纬的歌舞班子重新组织起来，招至殿前，号称“鱼龙百戏”，包括舞龙，侏儒搞笑，说相声，山车攻战，巨象游巡，拔河表演，杀马，剥驴皮等等奇异怪端，日以继夜，忙个不停；又在后宫聚集无数美女，增置了无数千奇百怪的嫔妃位号，连周国写起居注的史官都记录不下那么多名号；沉湎酒色，整月地在宫内嬉乐，大臣奏事都由宦官处置，乱七八糟。
即位不到一年，为了过一过当“太上皇”的瘾，才二十一岁的宇文赟传位给八岁的儿子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所居住的宫殿称“天台”。他又戴上有二十四毓的冠冕，车服旗鼓比古代帝王都多加一倍，对旧礼古仪随意变更，对臣下讲话时也不称“朕”，自称“天”，妄自尊大，吃饭时用典藉中记载的樽、彝、珪、瓒等古怪的东西装载饮食。他自己还戴个高高的“通天冠”，加上金蝉做的饰物，斜佩夸张的大绶带，可以说是古代帝王中喜欢奇装异服的佼佼者。大臣见他之前，都被要求斋戒三日，清身一日，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干干净净才能上殿。周武帝曾以于国不利、奢侈浪费为由灭佛毁像，宇文赟一反父亲所为，精工制作了一尊大佛像，一尊天尊像，他自己坐在两像的中间，南向而坐，并派人在面前的广场上大演杂戏，让长安的士民纵观，确实有“天王巨星”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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