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同志走到告密者身旁。告密者用眼神向D苦苦哀求：“先生，我向您保证，我求求您”
D重新坐下，再一次拿起记事本翻看起来。
“来，你过来，”一名同志说道，“别在那儿装蒜了”
告密者和那两个同志一起离开了。不知谁在酒吧深处吹起了口哨，是一支活泼欢快的小曲。大部分人都走出了酒吧，聚在门口等着那辆标致车。D独自一人和泰蕾兹留在酒吧里。
远处不时传来冲锋枪扫射的声音。大家习惯性地定位：声音来自国家图书馆那边，在意大利人大道的拐角处。同志们说起那些告密者，谈论着等待他们的命运。听到汽车的声响清晰地传过来的时候，他们便停止说话，走出酒吧。不，不是那辆标致302。又有谁吹起口哨来，还是同样的曲调，那支活泼欢快的小曲。
从意大利人大道那边传来一阵低沉的喧闹，马达声、喝彩声、歌声、男男女女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两天两夜以来，处处是欢乐的海洋。
“重要的是，”泰蕾兹对D说，“要搞清楚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告密者。我们会在首府的阿尔贝身上耽误不少时间，‘樟脑丸’很快就到了，我们会被他们耍弄。他们什么也不会让他坦白的，还会把他给放了。或许他们会说，此人可能有利用价值。”
D说要有耐心。
泰蕾兹说不能再有耐心了，已经等了很久了。
D说绝不能急躁，现在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耐心。
D说从首府咖啡馆的阿尔贝开始，我们就可以将线索一环扣一环地串成一个链条。他说这个告密者无足轻重，是个可怜的家伙，只不过按人头领取工钱。我们的目标是那些办公室里的头目，他们签署了对成百上千犹太人和抵抗分子的处决令，却享有每月五千法郎的薪金。在D看来，这些头目才是我们要抓的人。
泰蕾兹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看了看表。
一周前的某个夜晚，小组的另一个领导罗歇回到食堂，宣布他们逮捕了七名德国俘虏，并讲述了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俘虏的。他说他们让这些俘虏睡在新鲜的稻草上，还给他们发了点啤酒。泰蕾兹边骂罗歇边起身离开饭桌。她声称她倒是希望他们把这些德国人杀死。罗歇笑了。所有人都笑了。大家都赞同罗歇的观点：不应该虐待德国俘虏，他们被抓的时候都在战斗。泰蕾兹走出了食堂。所有人都在笑，从此人们有意与她保持一定距离。除了D。
这是她那晚以来第一次和D独处。D破例什么都没做。他在等那辆标致车。他紧盯着酒吧入口的那扇门，等待着首府咖啡馆的阿尔贝。泰蕾兹坐在他对面。
“你认为我那天晚上做错了吗？”泰蕾兹问。
“哪天晚上？”
“讨论德国俘虏那次。”
“你当然有错。其他人也有错，他们不应该怨你。”
D把他的那包烟递给泰蕾兹。
“拿着”
他们点燃了香烟。
“你愿意审讯他吗？”D问。
“你说了算。我无所谓。”泰蕾兹回答。
“那好。”D说。
汽车回来了。三个同志下了车，只有他们三个。D走出酒吧。
“怎么样？”
“还说呢，十五天前就溜了，说是去度假了”
“他妈的！”
D走进二层的食堂。泰蕾兹紧随其后。大伙儿吃完了晚饭。泰蕾兹没有吃，D也没有。
“得处理一下那个家伙了。”D说。
大伙儿都不动了，望着泰蕾兹和D。将由泰蕾兹审讯告密者，这是意料之中的。没什么可说的。
泰蕾兹站在D身后，脸色有些苍白。她神情凶狠，形单影只。法国解放以来，这种境况就更加明显了。自从她来到中心以后，人们从来没有看到她亲近过谁。起义行动如火如荼时，她曾不遗余力地为组织卖命，勤勉有余但温柔不足。她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孤零零的。她在等待一个可能已经被枪决了的男人。她的孤僻在今晚看来尤为明显。
有十位同志站了起来，走向D和泰蕾兹。他们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处置告密者，甚至包括那天晚上笑得最凶的几个。D从他们中间选了两个人，他们蹲过蒙吕克监狱，还在那里挨过揍。没什么可说的。没有人反对，但是也没有人肯再坐下。他们等待着。
“我先吃点东西，”D说，“我马上就和你们会合。听明白了吧，泰蕾兹？最重要的是问出首府阿尔贝的地址，或者他最常见面的那些人的地址。我们得将整个团伙一网打尽。”
泰蕾兹和那两个蒙吕克来的人——阿尔贝和吕西安——走出了食堂。其他人都机械地跟在后面，没有人下得了决心再坐下。整座楼只有一部分区域靠着打印室里的发动机供电。打印室太远了，而且可能已经被占用。需要到楼下的酒吧里去找一盏防风灯。泰蕾兹和蒙吕克来的两个人一起下了楼。其他人凑成一群也跟了下去，一直和他们三个拉开点儿距离。拿到防风灯以后，他们顺着侧梯径直朝一条空走廊上的会计室走去。到了。蒙吕克的一名同志用D交给他的钥匙开了门。泰蕾兹第一个走了进去。蒙吕克的两个人跟在她后面进去并关上了门。其他人留在走廊里。暂时还没有人想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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